出：“在总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待危机的明显倾向，表明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持续力量。不管美国人在特殊外交政策上如何怀疑或自我批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当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考验时，他们必定要站在一起。没有哪个国际组织，没有任何全球价值观，没有什么来自我们共同人类的感召力能展示出如此大的力量来将美国人动员起来。美国人今天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代人更世界主义了，但他们仍奉行民族主义，仍然用‘我们——他们’这样的词语来观察世界。”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坦利·库特勒（Stanley I.Kutler）指出：“种族上的美国人和他们对他们的‘根’的忠诚，不管他们离此多远，肯定是考虑外交政策时的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曾任过美国政府高级顾问、核与太空武器谈判代表团团长的麦克斯·凯姆皮尔曼(Max M.Kampelman)指出：“任何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是那种被美国人民理解成是反映了深层价值观的政策，而这种价值观是我们自己的民族经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可见，在美国学者看来，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义和团情结”

    在中国，冷战后滋生了一股反美情绪，这股情绪在1999年炸馆事件后表现得比较明显。中国的反美情绪固然与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中国民众中存在着的“义和团情结”。美国的一些战略专家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非常担心。比如主张“民主和平论”和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亨廷顿却不赞成中国过快地实现民主化，他认为，如果中国过早地实现民主化，更不利于世界和平，因为一个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容易走向极端，会更加反美，在台湾问题上会更没有耐心。

    亨廷顿谈民主与民族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认为意识形态和民主因素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吗？

    答：民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民主是个大趋势。世界民主化进程正处在第三个高潮之中。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有些是儒教文明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中国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中国目前正在向民主的方向发展，但尚未实现民主化。是否实现了民主化有一定的标准，虽然各国的模式不同，但基本标准是相同的。中国当然不会，也不应该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要建立自己特有的模式。其实，西方的民主也不是一个模式。英国就与美国有很大差别，法国、德国、北欧国家，都有自己的模式。

    从长远来讲，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会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减小他们对中国的敌意。但是就目前来讲，影响中美关系的最主要意识形态因素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民主化，会带来许多麻烦。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如果现在让中国大陆的人进行公投，恐怕肯定会赞成用武力解决。民主的民族主义中国更加危险。

    问：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您怎样看？

    答：这要具体讲是什么内容的民族主义。拿中国的民族主义来说，如果是以反美为内容，当然对发展中美关系不利。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消退，而以反日为内容的民族主义却明显上升。

    国际关系很复杂。中国青年人中的反日民族主义上涨，客观上讲对美国有利，对中美关系有利。我亲眼目睹了1999年炸馆后中国青年人的反美抗议活动，触目惊心。现在这股风转向了别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