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战争的事情发生，这对为什么在海外推进民主会成为他的外交政策一大支柱做了最好的解释。1996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雷克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国家之间很少能发生战争或者滥用其人民的权利。这些国家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在与各种可憎而偏狭的势力作斗争时，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是潜在的盟友。”在1998年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强调：“民主国家的政府在面临共同的威胁时彼此之间更易于进行合作，鼓励自由贸易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它们发动战争和侵占人民权利的可能性较小。”正如基辛格所说：“直到今天，和平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

    “民主和平论”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和平”已经成了西方国家决策层和战略家特别是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者（包括新保守主义者）的外交理念。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世界被截然分成民主的和不民主的两部分，民主成了划分国际阵线的标尺，正像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是划分国际阵线的标尺一样。不仅如此，照此逻辑，“民主国家”在世界推进民主还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既然民主能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那么“民主国家”在全世界推广西方式的民主则是非常正义的事业了，为了正义的事业，“民主国家”完全可以对它国的事务进行干涉；那些非“民主国家”，从世界和平大局出发，应当实行“民主化”，向“民主国家”学习，甚至接受“民主国家”的“帮助”和“指导”，最后被纳入民主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在美国战略家的心目中，坚持共产党领导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而且是当今世界最大并且正迅速崛起的“不民主”国家。

    问：从您的著作看，您是赞成“民主和平论”的，是吗？

    答：“民主和平论”有道理的。民主确实是一种和平，它包括自由民主、有限政府制度、法治，以及其他所有自由的因素。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将不会冒犯其他少数种族。所以，我想，如果中国的法治有了真正的进步，一种宪政主义会约束权力，中国的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问：那么您认为，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对未来中美关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答：将有影响，只要中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已发生变化。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同世界经济结合，等等。但是原有意识形态的地位未变，即使我怀疑在一个长过程中对中国更有影响的是民族主义的东西，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将有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去追求，那不一定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支配。但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将消失。不过我认为，它会得到控制。

    问：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反倒使共产党的地位更加稳固了。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想那是对的。我自己的看法是，有许多理由怀疑中国政治的变化在继续。为了与世界经济结合，你们不得不制定严格的法律。我想那些法规对投资，对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必要的。这会导致更多政治参与的压力。不过，也有积极的方面。中国的人民有了更好的教育。

    问：怎样看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论？

    答：冲突与否，完全依赖于中国政治制度怎么变化。我不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欧没有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尽管它们相当强大。

    问：布什政府要在世界推进民主，中国会成为其最终目标吗？

    答：首先，在这届政府，推进民主的目标不是被普遍分享的。我不认为鲍威尔太关注它。他们用推进民主为干涉伊拉克做辩护。我不认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