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硬邦邦的木头要舒服得多”，周成建这样笑着解释自己当初的选择。

    小时候，确乎有江湖术士曾给周成建看相，一番端详之后，也确乎做出了一个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的结论：你将来是要有大出息的。这种类似善意的预言又有几个人会当真，但多年以后回望，这种命定论的流传，似乎又有了深一层含义：年幼的周成建被赋予如此美好的预测，是因为“有出息”对于家乡人而言，是一种脱离穷苦的祝福。就如同诗人舒婷感叹的“我是贫困，我是悲哀”一样，少年周成建遭遇的最大困境，就是那个时代普遍的贫困。

    1986年10月，国务院决定，服装和丝绸归口纺织工业部实行行业管理。11月28日，按照国务院关于服装行业划归纺织工业部统一管理的决定，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正式移交给纺织工业部。整个服装行业，包括轻工系统的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和其他系统的服装行业，全部由纺织工业部归口统一管理。12月6日，中国大陆首次发布服装流行趋势。

    未来的商业史研究者回看中国历程，也就是在1986年，许多在后来企业家名册上可圈可点的人物，十之八九都能在这年找到属于他们的转折与痕迹。或许，这些痕迹与经济无关。但无可否认，从他们转折点上，延伸出了长长的经济线条。

    在这样的体制和政策下，中国服装业陷入了爆发前的寂静。

    新世界降临

    剧变带来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戏剧化冲击。其中的舞者们，活跃在各个角落里，与国家一起舞动。

    此后，更多的带有启示意味的事件纷至沓来。

    妙果寺的崛起和繁荣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温州迅速产生了永嘉桥头镇的纽扣市场、柳市镇的低压电器市场等几十家著名专业市场。进而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经济格局。

    在如潮的改革大背景下，服装业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周成建在当时根本无暇顾及这样一个空洞的命题，但时间的潮水却在很久以后让他重新认识了这个行业。

    一个人的性格、眼光、精神等，并非时代所能赋予的。

    随后，温州市政府颁发《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1985年前后，温州皮鞋为一味的快速增长付出了代价，所有中国人似乎都知道，温州皮鞋和低劣品质画上了等号。此后，杭州人把5000多双温州假冒劣质鞋烧掉。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在武汉买了一双温州产的皮鞋，第二天回到北京一脱鞋，就发现一只鞋后跟掉了一块。

    太多的故事发生在这里，以至今天漂洋过海的温州老板将妙果寺看做心中的某种图腾，日益远去的妙果寺在时光的冲刷中，反而日益光鲜，成为少有乡愁的漂泊者们无法挥去的情结。

    这种论断听起来不免悲凉。就像红豆集团的创始者周耀庭所言，上世纪80年代，“我们乡镇企业是‘私生子’。”甚至在80年代前期他们的服装，只有少量直接流通到市场，大部分都只能卖给各级纺站。

    与此同时，风暴扩大了席卷面积。私营企业在风浪中显然增强了免疫力，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对增长活力的极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制度缺陷带来的商业矛盾。在整治中，有的私营企业发现，只要挂靠或归属到国营、集体企业旗下，自己就可以逃脱调查。

    从商的人们在国家的默许甚至是鼓励下，直奔金钱而去。在金钱膨胀起来的无穷欲望面前，太多的人幻想着一夜暴富。他们无所顾虑，从而中了自己的埋伏。当然也有与众不同之人。为了梦想实现，他们会玩些小聪明；为了资本积累，也会表现出商人的狡黠。但是面对诱惑，他们又总能保持着少有的理性和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