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代，两个重量级人物之间的一场争论引起了广泛讨论，即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和著名小说家梁晓声一场关于“道德”的争论，后来演变为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争论，两人在各自的领域与对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正如樊纲说：“但我想我与梁先生的差别恐怕首先是职业上的差别。”

    樊纲说，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给定的”、“已知的”。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第三帝国有从职业标准上说很合格的经济学家，虽然我们作为个人不能从人格上、道义上认为他“好”），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其学科、就其职业来说是“道德中性”的，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

    随后，樊纲接着说：“经济学家只从一个角度谈‘道德’、谈‘价值观’，那就是分析不同的道德观、不同的偏好体系会对经济行为有哪些影响，要求社会经济制度做怎样的改进，道德观、价值观变化的经济原因，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些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伍立杨在支持梁晓声的一篇文章《该闭嘴的不是梁晓声》中说：“依我的浅见，经济问题不可能赤条条空无依傍而独立存在，说到底，经济与政治、社会，是一而二、二而一，三位一体的东西。试问该青年，是社会的实际情状重要，还是经济教科书理念重要？须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结果，病根还是除不去的。梁氏议论、指斥或有未妥未周之处，或有过激之点，自当不免，然其关注民间疾苦的一片冰心，也是熙攘混浊金权社会中之一线弱光，其批判社会失常及奸商之险恶，亦切中政经生活之要害。”这也是完全没有错的！

    如今，以外人眼光来看，双方都没有错，两人的职业以及所学之间的差别极大，导致双方的观点天差地别。这两人之间的差别完全是逻辑起点的差别，进而是观点的差别。

    再谈任志强引起的争论

    上面所说的两次争论，如今再回头看，其实很明了，已经似乎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这两种争论似乎都可以从他人与任志强的争论中体现出来。

    第一种他人与任志强的争论似乎可以说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任志强要谈问题，反对者和他谈“主义”、谈道德。在反对者看来，因为开发商都是黑心的、是奸商，奸商应该对高房价负责，任志强是开发商，所以，任志强也是黑心奸商一个。正是因为如此，很多批评任志强的人对他的第一个定语就是“第三个该打的人”，首先给他“定性”，同时给自己一个很高的道德制高点，然后再和他争辩。甚至有批评任志强的人，要求任志强“做灵魂深处的反省”，这显然超出了争论的范畴。让人依稀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子，令人不寒而栗！

    显然，这样的争论是值得商榷的。

    再一种他人与任志强的争论则属上面第二种。个人专业素养、知识结构不一样的人来讨论问题，观点自然会相差太远。任志强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人，相对来说是不说空话、假话的人，所以，每说必有根据。因此批评他的人，并不能拿出太多的证据、太多有说服力的论据出来，批评更多靠的是一种感觉。当然，谢国忠是一个例外，谢国忠也是有着专业研究背景、深厚学术素养的，但他和任志强的观点截然不同。这就是典型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的不一样，导致结果、观点的不一样。如今看来，似乎是任志强对。但这只是暂时的，笔者始终认为，任志强和谢国忠谁对谁错，依然未见分晓，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另外，从房地产专业的角度来说，任志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