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的妻子让我不要讲；她说，没有人会相信你，讲出来也只能让你自己难堪。当然，她的意思是，我会让她难堪。

    “拉尔夫和特露迪呢？”我问她，“他们当时也在，也看到了。”

    “特露迪会让他闭嘴的，”露丝说，“而且，说服你哥哥并不困难。”

    这话倒是很有道理。拉尔夫当时还是新罕布什尔四十三号学区的主管，而一个小州的教育部门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出现在有线电视新闻的最后时段，那段时间通常都是留给飞过凤凰城的不明飞行物和能数到十的山狗的。何况，没有了制造奇迹的人，孤零零一个关于奇迹的故事并没什么吸引人的，而阿雅娜已经不在了。

    可如今，我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在飞往科罗拉多照顾我们第一个孙子的路上，她突发心脏病，几乎是立刻就不行了。（这也是航空公司的人说的，但这年头连行李都不敢放心地托付他们，谁知道他们的话有多可信呢。）我哥哥拉尔夫也不在了——他在一次老年高尔夫比赛中中风——特露迪则得了老年痴呆。我的父亲去世多年；要是他还活着，就是个百岁老人了。我是家里唯一还活着且神志清醒的，所以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露丝说得对，这个故事难以让人相信，而且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奇迹总是这样，除非对于那些随处都能碰到奇迹的幸运儿们来说——但它很有趣。而且，它是真实的。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父亲得的是胰腺癌，已经到了晚期。我认为，通过倾听人们对那种情况的描述，能更好地了解一个人。（你看，我把癌症描述为“那种情况”很可能就能透露我这个叙述者的某些信息，比如我一辈子都在教孩子们英文课，而他们碰到的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过是粉刺和运动受伤。）

    拉尔夫说：“他快要走完他的旅程了。”

    我的弟妹特露迪说：“他糟透了”。

    乍一听，我还以为她说的是“他熟透了。”

    我知道她说不出那么有诗意的话，但希望自己听到的是对的。

    露丝说：“他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我没有说出口的话是：“愿他得到安息，”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在受罪。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八二年——痛苦仍然是癌症晚期可接受的状态。我还记得十年还是十二年之后读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大多数癌症患者安静地死去，只是因为他们太虚弱，叫不出来。那篇文章又让我回想起父亲的病榻，回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冲进厕所，跪在马桶前，满心以为会吐出来。

    但我的父亲其实是四年后，也就是一九八六年才去世的。他当时请了晚年看护，而且并非死于胰腺癌。他是被一块牛排卡住而窒息的。

    唐·“医生”·金特里和他的妻子，贝尔纳黛特——我的父母——退休后住在福特城郊区的家里，离匹兹堡不远。母亲去世后，父亲考虑过移居佛罗里达，发现自己财力无法承担后，就安心待在宾夕法尼亚了。确诊患了癌症后，他在医院住了一小段时间。住院期间，他反复向人解释他的外号来自多年的兽医工作，当所有听得进他说话的人都知道了之后，他们便把他送回家等死，他的家人——拉尔夫，特露迪，露丝和我——来到福特城陪他最后一段时间。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卧室。墙上是一幅群童围绕耶稣的画，地板上铺着母亲亲手做的百衲布垫：令人作呕的绿色布块，算不上母亲的得意之作；床边放着吊针架，上面贴着匹兹堡海盗队的贴花。每一天靠近那间屋子，我都越来越害怕，在里面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我记得，小时候住在康涅狄格的德比，“医生”老爸坐在门廊的长椅上，一手拿着牛肉罐头，一手拿着香烟，白得耀眼的t恤向上卷了两卷，露出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