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两只井底之蛙一样，坐在帕尔多皇宫里，一边喝着热巧克力，一边吃着煎面包片，并就着点心桌子肩并肩地设计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因为无知和狂妄而表现出令人惊愕的大胆。

    贝格贝尔终于爆发了。他们想要把他赶走，他对这一切早就心知肚明。他们将会把他赶出内阁，狠狠地踹他一脚，把他踢到街上去，因为光荣的圣战已经不再需要他。他们把他从摩洛哥的幸福岁月中连根拔起，放到一个人人渴求的位置上，就为了捆住他的手脚，给他的嘴里塞上块破抹布。他们几乎从来没有重视过他的看法，或者说，事实上从来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从来没有能实施什么动议或设立什么标准。他们只不过是想用他的名字来填补一个部长职位，想让他成为一个温顺、怯懦又沉默的附庸者。但就算是这样，就算对当前的形势心怀不满，他也尽忠职守，为了担负起责任孜孜不倦地工作，默默地忍受着塞拉诺在这几个月内对他发起的一系列攻击。开始的时候只是踩一脚、推一下，你让开，让我来。但是很快推推搡搡就变成了凌辱的勒颈绳，最初的踢打也最终变成了对准要害的砍杀。当贝格贝尔猜想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踩住他的脑袋时，他爆发了。

    他已经很疲惫了，厌倦了塞拉诺的傲慢与不可一世，也厌倦了佛朗哥的闪烁其词和不明朗的态度，厌倦了独自逆流而上，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也厌倦了驾驶一艘从起航开始就已经走错了方向的大船。因此，他似乎要再次模仿他亲爱的穆斯林朋友，像一个冲动的摩洛哥人一样掀掉头巾。是时候把他与霍尔那始终小心翼翼的友谊公之于世了，他们的交往将不再局限于平素常常见面的官邸、办公室和各种沙龙。抱着这样的理念，他们的友情赤裸裸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在空气中，暴露在夏日那隐藏不下一丝阴暗的炙热阳光下。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最知名的餐厅里、最醒目的桌子上一起进餐。然后，就像两个穿梭在得土安摩尔人社区狭窄巷子里的摩尔人一样，贝格贝尔挽着这位大使先生的胳膊，称他为“塞缪尔兄弟”，故意在马德里的大街上招摇。贝格贝尔变得挑衅、咄咄逼人，甚至有些堂吉诃德式的疯狂。日复一日，他与那位来自敌国的使者亲密交谈，骄傲地表明自己对德国人，以及亲日耳曼派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阿尔卡拉大街上的革命总指挥部，走过《万岁》报社，走过卡斯特亚纳大街上的德国大使馆，还走过皇宫和丽兹酒店的大门口。那里正是纳粹的老巢。他们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佛朗哥的外交部长和那个恶棍国家的大使是如何亲厚有加。而这时候的塞拉诺紧张到濒临崩溃，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揪着自己的头发大声问这个神经错乱的贝格贝尔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到底想干什么。

    虽然罗萨琳达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他对英国的好感，但这位外交部长还没有冲动到那样的程度，可以只因为个人感情就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他国的怀抱中，就像每天晚上投入情人的怀抱一样。因为罗萨琳达，他英国有一些主观上的偏好，这是事实。但是他把全部的筹码都压在霍尔身上，为了他切断了自己的所有后路，这其中另有原因。也许因为他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因看到新西班牙的运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而灰心丧气。也许因为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用来公开表示反对西班牙介入战争、反对西班牙站在轴心国一边的方法。也可能这是他所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的一种回应，而那些用尽手段侮辱他的人，他本以为可以跟他们一起为重建废墟般的祖国并肩战斗，而且他也曾经热情洋溢地参与到拆毁那个旧国家的行动中去。也有可能，他接近霍尔主要是因为孤独，在那样一个苦涩而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感受到的极端孤独。

    这一切都不是我亲身经历的，而是罗萨琳达在那漫长的一年中一直坚持给我写信，让我知晓的。在得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