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塞拉诺似乎无处不在，就像欧芹可以用于任何配菜中一样，与战争期间访问西班牙保护区的那位谨慎的塞拉诺完全不同。当年正是他弯腰帮我捡起粉盒，而我也躲在沙发下面长时间地观察过他的脚踝。好像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一个新的塞拉诺·苏聂尔诞生了。暴躁，骄傲，说话做事急不可耐，猫一样的眼睛永远保持警觉。他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对任何一位所谓的“财阀民主体制”代表都那么挑剔而刻薄。霍尔和塞拉诺，在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以及之后不可避免的很多次见面中，从未获得过对方的任何好感。

    而在这三个大人物中，唯一能跟霍尔相互理解的就是贝格贝尔。从在圣克鲁斯宫的第一次见面开始，两人之间的交流就很通畅。这位外交部长时而倾听，时而回应，努力修正各种不合理的事务，并试图理清一团乱麻似的对外关系。他在霍尔面前斩钉截铁地表明自已不主张加入战争，也毫不遮掩地承认饥饿的西班牙人民急需援助，而且竭尽全力通过订立各种合同和协议来减轻人民的苦难。事实上，从一开始他的个性就让这位新大使觉得有些特别，甚至是古怪。他的感性、文化素养、行为方式和嘲讽的语气，跟马德里当时的严酷氛围，还有他位高权重的身份毫不相符。在霍尔的眼中，贝格贝尔因为德国人的气势汹汹、长枪党人的嚣张气焰、政府的专横跋扈，还有首都人民的悲惨生活而忧心忡忡。也许正因为这样，正因为贝格贝尔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所以霍尔觉得，他是一个如此和蔼的人，用在非洲养成的好脾气来化解各种怨恨，舔舐心中因为其他同僚的攻击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然，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一些意见分歧，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外交事件，或者是要求与抱怨，还有很多期待共同解决的危机。比如西班牙军队在六月份大举侵入丹吉尔，一下子终结了它的国际城市地位。比如西班牙政府授权德国军队在圣塞巴斯蒂安大街上举行阅兵。比如在那个混乱而仓促的年代里关系紧张的时刻。虽然这一切都无法避免，但贝格贝尔和霍尔却日益亲密，对这位新任大使来说，在动荡的马德里，面对那些像杂草一样不停冒出来的麻烦，这份友谊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随着霍尔逐渐融入这个国家，他也开始明白德国人的势力在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几乎渗入了公共事业的每个角落。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商业代表、电影导演……这些人从事的工作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和西班牙的管理部门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而且都成为了纳粹的代理人。很快他也知道了这里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有多么严格。德国大使馆的新闻办公室，在塞拉诺·苏聂尔的完全授权下，可以决定西班牙的所有报纸每天如何报道关于第三帝国的消息，如何发布、使用什么样的字眼儿，并随心所欲地在西班牙报纸中插入对纳粹的宣传和鼓吹。而更无耻更令人愤慨的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万岁》日报，也就是长枪党的宣传机构，垄断了用于报纸印刷的绝大部分纸张。针对英国人的舆论攻击接连不断且十分残酷，充满了谎言、辱骂和阴谋操纵。丘吉尔的形象是那些最恶毒的漫画的灵感来源，而大英帝国，则是他们一贯嘲笑的对象。随便哪个西班牙省份发生的工厂事故，或者是邮政火车的事故，都被毫无廉耻地归咎于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破坏。面对这一切践踏和欺辱，英国大使馆的抗议都毫无例外地石沉大海。

    正当塞缪尔先生无可奈何地适应了他的新工作时，西班牙内政部和外交部之间的敌对状态也日益明显。塞拉诺站在权倾朝野的位置上，设计组织了一场战略性的战役：散布关于贝格贝尔的恶毒谣言，并借此宣传只有他才能挽救大局的观念。除了我们这位昔日的总督、如今人微言轻的外交部长，佛朗哥与塞拉诺，塞拉诺与佛朗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了解什么是国际政治，也从来没有真正见识过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