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里唯一浮现的词就是“憔悴”。接着我脱掉衣服进了浴缸。

    等我出来的时候，残余的早餐已经被收拾走了，阳台敞开着。花园里的棕榈树、大海和海峡上方湛蓝的天空，似乎都要挤进房间里来。我没有理会这些美景，因为有更着急的事。衣服已经熨好了放在床尾：套装、内衣、丝袜。床头柜上有一个小小的银托盘，里面放着一瓶凉水，一个水杯，还有一管止疼片。我一口吞下两片，想了想，又加服了一片然后回到卫生间，把湿漉漉的头发梳成一个低低的发髻，稍稍化了点妆，因为我随身带着的只有一个粉盒和一支口红。接着我穿上衣服。一切就绪了，我对着空气小声说。不，一切马上要就绪了，我又改口说，还差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半个小时前吃早餐的时候在桌上等着我的那个东西，那个没有写明收信人的乳白色信封。我叹了一口气，用两根手指捏起它，看也没看一眼就放进了包里。

    我走了。留下了那件陌生的睡衣，被子里还有我身体的形状。但是恐惧不愿意被留下，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女士，您房间的账单已经付过了，门口有一辆车正在等您。”接待经理谨慎地对我说。那辆车，那个司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没有问这是谁的车，谁派来的司机，直接坐到后座上，一句话也没说，任由陌生的司机和陌生的车送我回家。

    母亲没有问我派对怎么样，也没问我在哪儿过的夜。我想一定是昨天晚上传递信息的那个人说得很确切，没有让她产生任何担忧。就算她注意到了我脸色不好，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疑虑。她只是从手里正在缝制的衣服上抬起眼跟我说了声早上好，既不兴奋也不烦恼，没有流露出情“我们的丝带快要用完了。”她说，“阿拉卡玛女士希望我们能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让她试衣服，弗拉乌·兰根赫姆想让我们给她改一下那件山东丝绸礼服的下摆。”

    她一边飞针走线，一边跟我说着昨天的事情，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她对面。我们离得那么近，我的膝盖几乎蹭到了她的膝盖。这时她开始谈起我们上星期订购的一批贡缎的交货情况，但是我没有让她说完。

    “他们想让我回到马德里，去替英国人办事，向他们提供关于德国人的信息。妈，他们想让我从德国女人那里刺探消息。”

    她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手里的针插在针脚与针脚之间。她的话刚说了一半，还张着嘴。我的话让她的姿势和表情瞬间凝固了，她抬起目光从缝衣服的眼镜上方盯着我，目光里充满了茫然。

    我没有马上说下去，而是深深地吸了口气，又重重地呼出来，用力地深呼吸，大口地喘气，就像缺少氧气一样。

    “据说现在西班牙到处都是纳粹。”我接着说，“英国人需要人帮忙，向他们提供关于德国人所作所为的信息：跟谁见面、在哪儿、什么时候、谈了些什么。他们考虑在马德里给我开一家时装店，让我去给那些纳粹的太太做衣服，然后告诉他们我的所见所闻。”

    “那你呢，你是怎么回答的？”

    她的声音跟我一样，几乎是窃窃私语。

    “我说不，我不能去，也不想去。我在这里很好，跟你在一起。我完全没有兴趣回马德里，但是他们要我考虑一下。”

    屋里一片寂静。在布料和模特儿之间，在无数的线轴周围，在我们的工作台上，爬满了沉默。

    “这对避免西班牙再次卷人战争有帮助吗？”最后她终于问道。

    我耸了耸肩膀。

    “应该会有帮助，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我不太确信地说，“他们正试图建立一个地下情报网。英国人希望西班牙人不要介入现在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要跟德国人结盟，也不要出兵千涉。他们说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她低下头，聚精会神地看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