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椅上沉默不语。有伊格纳西奥的母亲和姐妹们，她们将从乡下赶过来。有我们的对门邻居因格拉西亚、诺尔波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是社会主义者，真挚而亲密，对我们就像血脉相连的一家人。还有马努埃拉女士，为了给我制作婚纱，她重新捡起针线开始缝制最后一件作品。我们将用蛋白酥、马拉加葡萄酒和苦艾酒招待客人，也许我们会请一名社区乐师上台演奏婚礼进行曲，或者请巷子里的某位摄影师为我们拍张照片作为家庭装饰，当然暂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家，只能住在母亲这里。

    “请回来找我，你知道我在哪儿！”

    “我不用上班。”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出生在一九一一年夏天。同年，舞蹈家帕斯托拉·因佩里奥·卡约结婚，墨西哥歌手豪尔赫·内格莱特出生。欧洲的“美好年代”正走向没落，远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已隐约可闻。在马德里的咖啡馆里，人们读着《辩论报》和《先知报》，舞台上，拉·切里多和着流行歌曲的节奏疯狂地扭腰摆臀，点燃男人们的热情。也是那一年的夏天，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成功摆平数不胜数的情人，迎来了他第五个婚生孩子，一位公主。而执政的自由党人卡雷拉斯决不会料到，一年之后他在圣马丁书店翻阅新书时，一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用三颗子弹结束了他的性命。

    我找不到理由反对，伊格纳西奥更是做梦也没想到看上去如此简单的一个提议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拉米罗·奥利巴斯把我们送到门口，亲热地跟我们告别，好像我们是这个商店接待过的最好的顾客。他左手用力拍着我未婚夫的背，右手搂住我的腰，一语双关地说：

    “相信我，伊格纳西奥先生，来到好利获得西班牙专卖店是您最明智的选择。我向您保证，您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然后他转向我说，“希拉小姐，麻烦您明天中午十一点左右过来，我会在这里等您。”

    “妈，我不会跟伊格纳西奥结婚的。”

    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但我觉得自己从他的唇间捕捉到了一丝难以觉察的满足的微笑。

    “那这个呢？我们不能直接要这个样品吗？”伊格纳西奥坚持道，他希望尽快完成这笔交易。一旦决定了购买型号，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完成其他一切的繁琐手续。

    “不要走，希拉，不要生我的气。”

    “所以你打算学打字？”

    “很好，请跟我到这边来。”

    注释：

    “那您可以来交款提货吧？”他假装不经意地提议。

    当了两年学徒后，马努埃拉女士和母亲一致认为，该是我学习缝纫的时候了。所以在十四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最简单的技术：做纽襻、锁边、绷线。后来又学锁扣眼、回式针迹、给衣服做褶边。我们工作时坐在小小的灯芯草椅上，弓着腰，用膝盖支撑着木板，所有正在缝制的布料就放在这些木板上。马努埃拉女士负责接待顾客、剪裁、检查和修改，我的母亲则负责量尺寸和剩下的工作：缝制衣物最精细的部分、给其他人分派任务、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管理大家的工作进程和纪律，等等。这里有六个老裁缝、四五个年轻女人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学徒。这些学徒热衷说笑逗趣、交流八卦更甚于做好自己的工作。她们中有些人最终会成为出色的裁缝，而能力不足的，就一直做着那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杂务。如果谁走了，很快会有新人替上。和时装店雍容光鲜的外表和宽敞明亮的前厅比，我们工作的地方杂乱无章，当然，顾客只能去前厅。也只有马努埃拉女士和我母亲才能享用那些藏红花颜色的帐幔、桃花心木的家具和闪亮的橡木地板，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徒每天用棉抹布把它们擦得一尘不染。只有她们能不时地享受从四扇高高的临街阳台窗户中透进来的阳光，其他人永远只能待在后方，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