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抚摸我的整个嘴唇，一寸一寸，从这边的嘴角到那边的嘴角，像是和着节奏，并且越来越慢。我仿佛掉入了一口深深的井，心里有说不出的柔软。我不在乎这一切是否都是谎言，不在乎我的嘴唇上是不是真的有巧克力污渍。我顾不得旁边桌上三个大惊小怪的老头中断了交谈，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这激情澎湃的一幕，恨不得让时光倒流三十年。

    我假装没听见，在嘈杂的学生中加快了脚步，很快消失在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拉米罗·奥利巴斯看了下手表。

    也就是那个时候，在每天层出不穷的计划和点子里，伊格纳西奥突发奇想地让我去学习，准备参加考试，像他一样成为公务员。那个行政机构的新职位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共和国的管理下，女性不再只围着锅台、洗衣池和家务事转，她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和男性肩并肩一起开拓自己的道路，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一些女性已经成为国会议员，共和国公开宣布了在公共生活中的两性平等，承认女性的司法权利、工作权利和参加普选的权利。尽管如此，我还是情愿回到缝纫工作中去。但是伊格纳西奥花了不到三个下午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满是布料和针脚的旧世界已经崩溃，一个新世界向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必须适应。他可以辅导我备考，他有所有的考试大纲，有绰绰有余的实战经验，更有百折不挠的韧劲和勇气。我清楚地知道，从我们的婚礼开始，我们两个、我的母亲、外公以及将来的孩子们将组成一个家庭，而我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同伊格纳西奥一起挑起这个沉重的担子。因此我让步了，接受了这个计划。一旦做了决定，我们就只差一样东西：一台打字机，让我用来备战无论哪个部门都必考的打字科目。伊格纳西奥这些年一直用别人的机器练习，穿梭来往于各个高校充满了油脂、墨水和汗水味儿的影印室。他不希望我再重蹈覆辙，因此一心一意要添置—台属于我们自己的打字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四处询问比较，仿佛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投资。

    “我说我不会跟他在一起了，妈。我爱上了别人。”

    我喝了一口巧克力，避开这个问题。

    “您呢，小姐？”

    “这是那台打字机的另一半货款。今天下午我未婚夫会来取货的。”我边说边把一沓钞票放在大理石桌面上。

    “我叫拉米罗·奥利巴斯。”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或许是因为不太习惯，从没有人这么正式地跟我打过招呼，又或许是因为我还没从他突然出现引起的惊吓中回过神来。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张口结舌，脑子里一片空白。语言，就像砂糖倒入水中，在大脑的某个角落里悄无声息地溶解了。他又捧起我的一只手，一边像前一天那样轻轻摩挲着，一边仔细观察。

    我的生活就在这两个世界间转换，我越来越意识不到两者间的巨大反差。走在车来车往、一排排威严肃穆的豪宅耸立的宽敞大街上，我也跟走在自己街区的那些蛛网般的小路上一样自然。那些小巷永远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回荡着小贩的叫卖声、饿狗尖锐的吠叫声。行人也总是行色匆匆，如果你听到有人喊“泼水啦”，最好赶紧躲起来，免得被泼得满身铁锈。廉价的租赁房里住满了手工艺人、小商人、雇工和刚刚来到首都的报贩，他们令这个街区染上了乡土本色。他们中的很多人，除非不得已，不会走出这里。但我和母亲却相反，每天都一大早起来，匆匆忙忙离开，赶往祖尔巴诺街，快速投入马努埃拉女士时装店的日常工作中去。

    “你弄脏了，我给你擦擦。”他说。

    我们将会同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婚礼。有我那个无腿失明的外公，他不但身体残疾，精神也在菲律宾战争中受到重创，每天都在饭厅阳台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