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他走进屋里，对坐在炉火边微笑的卡松扮了个鬼脸。门再次关上了，罗丹向蒙克雷表示歉意。

    蒙克雷走上前来，两人握了握手。他脱去外衣，露出一件皱巴巴的灰黑色西装，手工很差，并不合体。就像大多数习惯了穿军装的人一样，他和罗丹都穿不惯便服。

    看着他们两个在那两把简陋的椅子上落了座，罗丹便坐到了那把他用来当写字台的桌子后面的高背椅上。他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向他们扬了扬。两位客人都点了点头。罗丹倒了三大杯，递给蒙克雷和卡松。先饮些烈酒可以帮他们消除身上的寒气。

    勒内·蒙克雷斜靠在床头。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他和罗丹一样都是职业军官。但不同的是，他没指挥过战斗。他的军人生涯大多是在行政部门度过，开始的十年一直在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他从一九六三年春天开始主管“秘密军组织”的财务。

    只有安德烈·卡松不是军人。他身材矮小，办事精细。他在阿尔及利亚是一家银行的经理，现在的穿着打扮还是老样子。他是法国城市地区“秘密军组织”和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地下组织的联络人。

    虽然加入组织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两个人和罗丹一样，都是“秘密军组织”里的强硬派。三年前，蒙克雷在马赛郊区的外籍军团会计处工作时，他十九岁的儿子在阿尔及利亚的部队服役。后来，蒙克雷少校再没有见过他的儿子，连尸体都没见着。这个年轻的列兵被游击队俘虏了，部队攻占村子之后，他就被埋在了那里。事后他知道了儿子曾惨遭折磨的悲惨遭遇。在部队里，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长久保存，这一点尽人皆知。

    安德烈·卡松和“秘密军组织”的关系则更密切一些。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他的工作、家人和他的家庭。他所工作的银行总部设在巴黎，所以即使阿尔及利亚陷落，他也不会失去工作。但他参加了一九六○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叛乱，是他的家乡康斯坦丁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在这之后他仍然没丢掉工作，但是当他发觉银行户头一个接着一个地结清了账，商人们卖掉了一切搬回法国时，他才知道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就在军队哗变之后，当地的农民和小商贩倾家荡产地孤身逃回法国，饱受苦难。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从未见过这个国家。看到这些，他对戴高乐的新政很是恼怒，于是便帮助“秘密军组织”的一支部队从自己工作的银行抢劫了三千万旧法郎。一个低级出纳员发现他与“秘密军组织”合谋，举报了他，终结了他在银行的事业。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佩皮尼昂的岳父家住，自己则加入了“秘密军组织”。他的价值在于他对当前法国国内“秘密军组织”的同情者十分了解，这个群体约有上千人。

    马克·罗丹在他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他们两个。他们也注视着他，目光充满好奇，但什么都没问。

    罗丹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他的介绍，他讲得很仔细，主要是关于过去几个月里，“秘密军组织”不断被法国情报机构挫败的情况。他的客人都盯着各自的酒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我们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在理工学院试图使法国脱离那个独裁者的失败尝试，仅仅是我们长长的失败清单里的最新纪录。其中有的甚至还没开始就被破坏了。只有两次，我们的人进入了狙击范围，但都因为计划和执行中的低级错误也搞砸了。我不用讲那么具体，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们失去了安托万·阿尔古，他被绑架了。他是我们最精明强干的领导之一。尽管他忠于我们的事业，但毫无疑问，在如今的审讯手段下，他们很可能对他使用药物。这样一来，整个组织都处于危险之中。安托万知道一切，所以我们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