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着桌子训斥部长要对国家安全负责，“暗杀勾当实在是太猖狂了！”

    弗赖决定在“秘密军组织”的最高层里来个杀一儆百。他对最高军事法庭正在进行的对巴斯蒂安－蒂里的审判结局十分放心，因为蒂里已在被告席上竭力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夏尔·戴高乐应该死。这一点就足够判他死刑了。但是这种杀鸡儆猴的事情还应该再多一些。

    二月二十二日，一份安全局第二分局（反间谍和国内安全局）局长写给内政部长的备忘录副本被送到了行动分局局长的办公桌上。全文摘要如下：

    我们已成功破获此次颠覆活动并获知一名主要头目的下落，此人为前法国陆军上校安托万·阿尔古，现已逃往德国。现据当地情报，他要在那里逗留数日……

    目前情况下，对阿尔古采取行动并将其逮捕是可能的。鉴于我方反间谍局对德国相关安全负责机构提出的官方请求已被拒绝（该机构目前期望我们的特工只能跟踪阿尔古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因此，本次针对阿尔古的行动必须以最快速度进行，并许其便宜行事。

    这个任务交给了行动分局。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阿尔古在罗马和其他“秘密军组织”领导人会面后回到慕尼黑。他没有直接回乌纳特尔街的公寓，而是搭乘出租车去了伊登·伍尔夫酒店。之前他在那里订了间房，显然是准备开个会。不过他再也出席不了这个会议了。在酒店的大堂里，两个操纯正德语的人上来搭讪。他开始以为他们是德国警察，就伸手到胸前口袋里掏护照。

    忽然，他的双臂就像被老虎钳子夹住一样，被紧紧箍住，双脚离地，被迅速架到外面停着的一辆洗衣店的面包车里。他两脚乱踢，招来一连串法语的咒骂，一只粗硬的手猛击他的鼻子，另一只则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腹部。有根手指点中他耳后的神经节，他就像被关了开关的灯，眼前一黑，顿时就晕了过去。

    二十四小时后，位于巴黎凯德索菲弗街三十六号的法国司法警察部，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接电话的值班警官声称他代表“秘密军组织”，并说：“安托万·阿尔古在CID大楼后面的一辆面包车里，已经捆结实了。”几分钟后，面包车门被打开，阿尔古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围拢过来的警官都惊呆了。

    他的眼睛被蒙了二十四小时，眼前模糊一片，要有人扶着才能站得住。他的脸上满是鼻血干后的血痂，嘴里的东西被警察扯出后嘴巴仍然很疼。有人问他：“你是安托万·阿尔古上校吗？”他嘟囔道：“是的。”行动分局的人在昨天夜里成功地将他偷运出德国国境。至于用匿名电话通知警务人员，“包裹”就在警局自己的停车场里，则只是他们在工作中的幽默。他一直被关押到一九六八年才释放。

    但有件事行动分局的人没想到，逮捕阿尔古虽然使“秘密军组织”士气大为低落，但却为他的影子副手马克·罗丹中校领导刺杀戴高乐的行动铺平了道路。这个人虽然籍籍无名，但却同样精明强干。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个买卖都不划算。

    三月四日，最高军事法庭对让－马里耶·巴斯蒂安－蒂里进行宣判。他和其他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仍逍遥法外的“瘸子”瓦坦。

    三月八日，被告律师提出减刑请求，戴高乐将军一声不吭地听了三个小时，然后将其中两人改判为终身监禁，而巴斯蒂安－蒂里则维持原判。

    当晚，律师把最后的判决告诉了这个空军中校。

    “定在十一日。”律师告诉他的委托人。后者不相信，继续报以微笑。律师脱口而出：“你将被枪决。”

    巴斯蒂安－蒂里摇摇头，依然保持微笑。

    “你不会明白的，”他告诉律师，“没有哪支法国士兵的队伍会将枪口对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