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工作。

    毛泽东同志对待新闻媒体的态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楷模。1936年，红军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军队需要休整，工作亟待开展，外界的封锁有待打破，各种谣言有待澄清，红军及陕北根据地的整体形象迫切需要向全国、全世界作客观公正的介绍。对于曾经大肆报道过我红军反面形象，污辱谩骂共产党员的美国媒体，毛泽东并不是拒之门外。相反，这年秋末，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特许其在苏区自由转了好几个月，并多次与他进行恳切的深谈，结果斯诺写出了一本《西行漫记》，既让这位美国人为我们作了宣传，又巧妙地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反对美蒋反动派，但乐意与友善的美国人民交朋友。这种宣传的效果是很大的。

    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面大旗、杰出的外交家、原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一向以才思敏捷、反应迅速赢得各国媒介的交口称赞，而他宽宏大度的气质更是令人钦佩。在他任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期间，有一家当地的报纸想采访，但考虑到他的身份和地位，担心会遭到拒绝，因此先通过乔冠华身边的同志向他征求意见，当乔冠华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并得知这家报纸虽然规模不大，但报道一向以公正客观而闻名，便立即约请他们来采访，在采访结束后还热情挽留主编共进晚餐。后来这位主编感慨地说：“乔先生的做法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气度！”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乔冠华，都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而是平等地对待新闻媒体，不分大小、国籍；反过来，他们的做法也使自己赢得了媒介的赞誉和信任，从而大大地促进了自己工作的开展。

    积极地结交媒体朋友

    正是由于媒介的重要作用，要求领导者必须能与媒介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这就要求领导者能够主动积极地在媒介宣传自己，使自己所领导的组织能更多地为人所熟知，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新闻媒介具有传播信息快、覆盖面广、可信度高的特点。社会组织要向国际公众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借新闻媒介塑造形象。

    自从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以后，使我国传统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运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宣传的政治改良活动，就是在政治领域开展的一次出色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客观地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尽管依靠的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对知识分子以外的公众力量以及舆论的重要性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例如康有为认为，在民族危亡之时，“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梁启超则指出：“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康、梁等人运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在社会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政治改良的活动。梁、康先后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新知报》等报纸，大力宣传变法，使资产阶级改良变法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风潮。胡绳先生曾指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活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的宣传政治改良的活动，是一次十分成功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因为它在“唤起了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的同时，也使维新派与知识分子等公众建立了良好的公共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维新派与其他公众的公共关系。这与现代领导公共关系的传播活动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建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虽然在中国尚未建立起现代领导公共关系学，但是，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都能较娴熟地运用一些公共关系的技巧和艺术，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