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人：同过窗的、扛过枪的、嫖过娼的、分过脏的，也就是同学、战友、一起嫖娼和偷窃的。这四大憋嘛，说的是当代人有四种事特别憋屈，吃了亏也不敢说，那四种事呢？老婆被操，情人被撬，股票被套，赃款被盗！哈哈哈……”

    大家互相对视，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酒桌上就是热闹，就是放肆。

    国主任这个人，表面上与世无争，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实际上他内心很要强，不仅喝酒上表现出来要面子，干工作也是拼老命，没黑没白。市政府里有一部分人是工作认真、勤勤恳恳地，他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国主任为何具有这种性格，与他的经历有关。

    国主任年轻时做了多年的教师，也曾经年轻气盛，胸怀大志，满腔革命豪情，属于“左派”人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也参加了群众造反。

    当时，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作风、特权主义确实也引起了群众的反感，起初的造反活动中也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后来群众运动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和利用，并将造反的矛头、冲击和打击的对象扩大化，踢开党委，解散政府，砸烂公检法，实际上成了无政府主义，而一大批老干部被当作当权派、保皇派遭到冲击、打倒。

    国主任参加的造反派将他所在学校市立第4中学的校长进行了揭露、批斗，实际上夺取了学校的领导权，他们也曾到全国串联，也曾上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那个造反派又参加了全市造反派的联合，与别的派打起了派仗。但国主任是教历史的，他逐渐看出了这种造反的方向有问题，并非真正在追求理想，也完全不可能达到反对特权、反对腐败的理想，而且冲击面明显过大，斗争手段不人道，许多好领导、好老师也纷纷受到冲击，有的处境凄惨，于是，国主任激流勇退，悄然退出了造反活动。

    在“文革”中有一个小插曲，后来对他人生的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一次，国主任所在的造反派去查抄一个“保皇派”老干部，当他看到老干部珍藏的各种勋章，有独立勋章，有解放勋章，看到老干部身上露出的战斗留下的伤疤，知道他当年参加八路军，和日本鬼子血战多年，后来解放战争中又屡建战功，他的心里困惑了，这个老革命怎么成了走资派？怎么能这样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对付？于是他拿起一个勋章，对造反派群众说：

    “当年毛主席给他颁发过奖章，他是毛主席的人，我们就原谅他一下吧！”

    造反派群众知道国主任是教历史的，他懂得多，也就将信将疑地走了，因此，那位老干部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和迫害。

    虽然国主任中途退出了造反派，“文革”中也没有什么血债或重大责任，但人生历史上却留下了一抹阴影，他的档案上也被记上了一笔，所以，虽然后来他因为自己出众的才华和正直的为人被选调进革委会，进了机关，但政治上曾长期受到冷遇，进步受到影响，直到后来那位在“文革”中受到过他保护后来复出的老干部为他说了话，证明他在“文革”中是清白的，不是造反派头目，也没有重大错误，不能算是“三种人”，所以，这才受到提拔，50多岁了后当上了岸东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这时，多年的历练已经使他养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年轻时那中热血澎湃、无所畏惧、敢冲敢闯的性格早已不复存在。

    刘家颇有心计，他说话谨慎，办事小心，常常自己在纸上反复地写一个词：如履薄冰。他与程空在机关宿舍里同吃同住，又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经历，处境也基本相同，所以交流的还算多一些，他不时感叹：“这个地方，凶险啊，可得谨小慎微，夹起尾巴做人。”

    也许是性格使然，程空这个人朴实，直言快语，办事还是直来直去，缺乏灵活性，缺乏包容心，自恃自己有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