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延期对这3宗进行调查。”

    “申请人一个接一个被领进来，同我坐在一起，整个主事会都在现场。每进来一位，胡蒂娅就宣布他的简历。例如一个四十四、五岁的男人进来，胡蒂娅说：‘这是马拉马，伐木工，第一个妻子结婚20年，5年前死去。最近，经双方同意，他娶了比他大不少的第二个妻子，现在他要求离婚。’然后给我一、两分钟来询问申请人。”

    “我简短地会见了6名土人，有四名我可以立即作出判断。叫马拉马的男人不错。一个30来岁叫图帕的女人也不错。另外两名妇女则难办一些，我没选她们。剩下的两个，我还没决定该选那个。一个是文静的年轻男子，也许不太富于想象力，我处理起来会容易些。另一个年轻男子叫莫尔图利，胡蒂娅宣布他是头人的儿子，因之也使他成为她的儿子。这使莫尔图利成了个人物，但我不敢说主事会是否会让我挑选或拒绝他。”

    “莫尔图利证实自己很有才干，但我认为他的态度和个性使他少了些吸引力。在我问他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谦和地微笑，用有趣的双关语来回敬我的问询。掩盖起来的敌意，我相信，他不信一个女性会有魔力和权威来解决他的问题或者给他劝告。我们还没谈完，我就肯定他将不好合作，具有破坏性，最好选更随和的男子。莫尔图利站起来，嘻嘻哈哈地离开房间后，我转向主事会，告诉他们我选另一个不选莫尔图利。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我说出口的是需要莫尔图利。这种不自觉的情形正同几个月前在贝弗利山的演讲中所犯错误一样。”

    “坐在这儿，我想分析一下为什么又一次犯错误，没有在主事会面前收回错误选择，告诉他们正确的人选。我不自觉地假设我宁肯选头人的儿子作为一个患者。我不认为是因为他的高地位会使我在村子里享有特权。也不是我相信他的地位会增加我报告的份量。我以为是他的傲慢对我的挑战促使我这么做，我也想向他证明我不仅仅是个卑微的女性。当我碰到那种认为女人只有一种好处而别无他用的男人，我就生气。（事实上，这可能正是他的问题的一部分。）从任何角度。”

    一记重重的敲门声。雷切尔吃了一惊，抬起头，看到藤门在来人的擂击下颤抖着。

    “进来——进来，”她喊道。

    门哐地一下打开，莫尔图利闪进来，呲着牙乜视着她，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她。他点了点头表示问候，走到里面，轻轻地关上门，等待着，光脚的拇趾在摇动。

    “他们说你选我来，”他慢条斯理地说。“我就来了。”

    他出乎意料的出现，由于某种原因，她原以为马拉马或图帕会先来——事实是在她刚刚将他的名字写进笔记时，他就来到她面前，使她有些局促和尴尬，好像她被现场抓获一样，她无法掩饰脸上的红晕。

    “是的，”她说，“我——我想我们应该开始了。”

    刹时间，她无言可说。所有熟悉的常规步骤和行话在这种形势下都不可能了。没有病床，没有尊重她的人，没有极需她的帮助的人，没有一个像她已经认识的人，没有整洁的领带和衬衫以及窄肩外套，代之以卢梭的高贵的野蛮，除了两腿间那个显眼的白袋子外一丝不挂。她抬起忧虑的眼睛看着他那嘲讽的斜视的双目。

    “你要我做什么，博士小姐？”他特别加重了对她的称号，来显示他对她仍然持讥讽的态度。

    她迅速地合上日记本，塞进手袋里。她拍了拍头发，在草垫堆上坐直一些，恢复镇静。

    “让我解释，莫尔图利，”她说，力图像学校教师那样。“在我的国家，当有人有麻烦、有问题，寻找心理治疗，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有一张病床——像一张小床——病人躺到上面，我坐在他旁边或后边椅子上……这——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