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相比是最完善的，已经达到封建社会交通体系的尽善尽美的顶峰。但尽管如此，它和同时代的西方相比，立时就相形见绌。试想，一方的道路是为走马车预备的，路上的内容不过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而另一方则有了最早的汽车，有了铁路、邮路、海运等交通体系。到了近代，这两者似乎就更不可比。当我们的文人墨客骑着毛驴背着一弯风月咀嚼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时候，人家已乘着有轨电车或公共汽车去当上班族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汽车工业已经如13中天，私人汽车已经普及，在汽车浪潮滚滚冲击下，旧有的城市道路难以容纳千车竞行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上述困境，但这决不是汽车不如步行快。时代如飞车般前行，毫无滞缓的可能。于是，在共和国已进人80年代的时候，当初我们嘲讽别人的风凉话，却变成了我们眼前的铮铮事实。

    城市道路的拥挤，阻梗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北京人的心上。80年代的北京，真正举步维艰了。

    北京迅速膨胀起来。1949年，北京市区拥有各类建筑仅205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为1350万平方米。如今，市区用地范围已由1949年的109平方公里扩大到390平方公里，市区拥有的各类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为解放前的11倍。1979年之前，北京旅游定点饭店仅13个，客房4450间；到1987年底，旅游定点饭店已增加到97个，拥有客房24296间，比1979年分别增加了7.5倍和5.5倍。1987年之后，北京旅游定点饭店已接近150余家，接待旅游人数（外国及港澳台旅客？达200万人之多。

    截止到198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由解放初的203万增加到1001万。到2000年，北京将发展到1105万人，流动人将增至200多万人，全市实际负担总人口将达到1400万人左右。

    北京的超常膨胀，几乎在一夜之间出现。这变化有人说得益于亚太地区温暖宜人的经济环境。但中国人都清楚，这一切取决于一个哲人冷静的分析：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在说这番话的同时，已经以其国际政治家的眼光和谋略，将中国这个庞大的舰队驶入了一个最适合它停靠养息的港湾。多灾多难、穷困潦倒而又百感交集的中国，终于有了新的转机。

    北京首先领略到了这片旖旎春光。它如鱼得水。1988年，北京市的工业总产值已达571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3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已达938亿元。北京在经济建设的热潮中独领风骚，走在了许多城市的前头。

    但紧接着它就得病了。这就是城市病。

    这就是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曾经得过的城市病。

    时间过了30年。直到今天，当我们也得了这种病之后，我们方知这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标志城市长大了，它走过了一个城市的初级阶段，迈向成熟。因而，一切成熟而来的问题，都随它的长大，纷至沓来。这令人焦急，却不足为怪。

    中国是人日大国，而北京作为人口大国的首都，市区人口密集居全世界之首。与解放初期比，40年后的今天，北京又膨胀出几个北京之外，市区人口密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20%。城区人日密度集中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人口的急剧增加是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的直接因素。从1800年至1950年的150年间，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半，而5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加约24倍。尤其是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尤其迅猛。从古罗马衰落时期至19世纪初，欧洲还没有一个百万人日的城市；但到了1970年，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