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解读和认知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

    据说城市现象已有6000余年的历史。而在我国，经过发掘使之显现城市文明的殷墟，经过碳14测定，大约诞生在公元前1280-1210年之间；而郑州二里岗的商城则诞生在公元前15901560年之间。如果按美国历史学家桑德斯判定都市以建筑为主要依据的观点，安阳的殷墟大概就是经过学术证明的中国最早的城市。司马迁在《史记宋世家》一文中记述了殷纣王的叔叔箕子在商败落之后路过废都时的情形：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官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

    箕子不满纣王的暴政，多次上谏，见纣置之不理，终于自我放逐在山野大泽之间。后来他成为周人的贵宾。殷灭亡后，一天，箕子路过故乡，正是傍晚时节，见斜阳在倾圮的宫殿间一点点沉落，整个王城已被草禾掩遮，而东方的明月正缓缓升起。遥想都城当年，再看故国明月，他的泪水不禁潸然而下。他的那声忧伤的叹息经过司马迁的记述，好像夜风叩击我的案头，使我的心情也蓦然沉重起来。

    对城市的解读和认知，西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一直拥有权威意义的话语权利。相比之下，背景大都是黄泥小屋竹寮草舍的农业中国面对城市化课题时总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状。

    然而，改革开放至今，仅仅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从原来的17.9%左右上升到30%，设市城市由1978年的193座增加到现在的680座，城市辖区人口达到3.67亿人。而在时日不远的发展规划中，未来中国的城市人口有可能达到50%以上。这就是说，届时中国将有5亿农民走进城市。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历史阶段。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城市是政治经济和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也是近代史前进的动力。任何进步国家都必然要经历城市化过程。

    中国对于城市化的关注仅仅是近20年的事情。尽管中国的城市现象并不比西方来得晚，但却一直处于尚未发育的阶段。我们所说的发育，主要是指现代城市的特征。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城市，它们虽然也颇具规模，居者众多，但城市的胚胎和血脉则是发育在农业文明的母体上。考古发掘的商代城市遗物，如青铜器，那些鼎、鬲、敦、豆、簋等等，还有代表王权的各类玉器，木质、骨质类艺术品等等，它们本身传达的城市气息和现代城市的特征相去甚远。

    我们的现代城市的范本，最初是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强加给我们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患的文化现象。它很有些武攻文治的思路。大英帝国用大炮轰开我们的国门后，随着炮弹的啸响接踵而来的就是西方文化的入侵。正像日本学者村山节和浅井隆所说，这时的欧洲正处于西半球文化高潮期后半叶，正是欧洲文明向极盛时期发展的时候，是大文明开花的时代。而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构成了一种互相交叉的模式，欧洲文明的白天，就是亚洲远东文明的夜晚；与此相反，亚洲远东文明的白天就是欧洲文明的夜晚。同样，欧洲文明的黎明，就是亚洲远东文明的傍晚；欧洲文明的傍晚，就是亚洲远东文明的黎明。这里所说的欧洲文明，实际上就是工业文明。按照时间推算，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欧洲的工业文明正是向上隆起的时期，而这时的大清帝国，正处在衰落的农业文明的残夜。新兴的工业文明有着不可一世的扩张欲望，它和农业文明相比，有着一种强势的位差，农业文明微弱的光芒无法辉映来自西方的巨兽，而工业文明的光焰很轻易就能投射到遥远的东方。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它们是随着战争的脚步来到东方的。它的身上溅满了被征服者的血。

    笔者采访了诸多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