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万被骗走，300万被人挪用，联想公司在一步步艰难地发展。柳传志已经意识到，公司遭遇的种种，根源在于当时的体制和不公平竞争的环境。

    到198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回忆那几年的电视剧，那时候很多人一夜暴富，很多人也想挣大钱，却无能为力。

    其实，当时很多国企都在利用批文这些指标赚钱，这就成了当时的人们暴富的关键性资源。那时旧的制度被打破，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整个秩序是混乱的，很多人就想在新旧制度之间钻空子。

    柳传志没想过钻制度的空子，但在那样的环境下，烦恼自会来找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规变成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我实在没法适应，这就成了当时最大的困难。”

    1987～1988年，公司赚钱的途径主要是卖汉卡，把汉卡插在PC机上，卖外国人的机器。但是，公司终归还是要做自己的机器，这就涉及解决生产批文的问题。不幸的是，公司没办法拿到这个批文，理由是没资格生产。

    柳传志还记得，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副院长到电子部去谈，希望看在是中科院自办企业的分儿上，给他们生产批文。电子部的人一句话就给堵回去了，他说我们国家引进了80条生产线，没有一条做得好的，为什么还要给你们呢。

    不单单是生产批文，由于公司不在编制内，也拿不到外汇指标。一个属国家所有的企业有美元指标，就可以按两三块钱的人民币换一美元，否则就要在黑市上换，六块钱、七块钱、八块钱，甚至更多。

    公司没有办法，只能采取后一种方法。不但花的钱多，还整天担心被抓。

    柳传志把这一点归结为5个字——“不公平竞争”。

    更麻烦的是进口问题，当时的很多计算机的元器件都要进口，国家不给你进口批文，也得“求助”于黑市。而买走私的物品，按国家当时的规定等同于走私。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二次买卖。有进口批文的人买到了东西也走私，他们会把东西低价卖了。比如国内有一些国家规定允许生产PC的厂，他们的PC由于质量等问题卖不出去。这些厂就动起了歪脑筋，拿进口批文买元器件，再转卖给未获得批文的公司。

    不走私不倒卖，元器件就没有来源，公司只得铤而走险。当时的法律现状使得公司除了面对商业风险以外，还有非常大的政策风险。而政策风险不单单体现在生产元器件的购买方面，也反映在薪酬的发放上。

    柳传志经常讲述一个故事，1987年时，公司做销售的同事按照预定的承包合同应该拿到很高额的奖金，他和他的团队一共有6000多块钱，结果却没法发放。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奖金额超过你三个月的工资要交300%的奖金税。大家协商之后，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一是不发了，跟员工解释，但这显然行不通，尤其对于一家年轻的公司，信用对外重要，对内也同样重要；二是发了工资、奖金再交了税，这样做也有不妥，会影响资金流动；最后一个办法就是，不入账，拿支票换了现金发放。

    为不失信于下属，柳传志决定采取第三套方案，他让公司财务人员从银行开具现金支票，然后跑到广州找当地的一家企业换了现金30万。没想到，第二年东窗事发，换现金的单位出了事牵涉到了联想。公司受了警告处分，也罚了钱。

    这件事到底有什么不合适呢？中关村的其他公司都是真的民营企业，赚了钱是自己的，联想不同，性质上是民营，但当时还被当做国有企业。这件事使得公司的财务制度经受了第一次的严厉审查，也导致了柳传志个人生涯中的又一次危机。经过一番紧张的解释、坦白、私下与公开地承认错误，再加上多方斡旋，事情才算过去了。

    但是，柳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