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流。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革命外交旗开得胜。

    总的说来，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轻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当然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蒋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滑脑的忽悠。

    中东路事件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老蒋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老蒋的眼中钉。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自称的“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然招架不住，到时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它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十月革命后从苏联跑出来的那一帮人）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书，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按照柿子专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俄试一下身手。

    先来了一手软的，派人给苏联打招呼：你们不是说铁路要中苏“共管”吗，那就落到实处，以后铁路上的事两家商量着办，铁路管理局的所有命令要由当局长的苏联人和当副局长的中国人共同签字才有效，局里各个处的处长，也得由我们中方担任一半。

    后面的要求苏联人点了头，前面的却坚决不答应。

    张学良尽管年轻，官场上的事却不是不懂。领导一支笔那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实质，如果拿不到签字权，下面的处长安排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只能给你们上点罚酒了。

    这时候，正好有白俄探子来告密（这些人总是比外人还更恨本国政府），说第三国际正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地下室里开秘密会议。

    此前，张作霖曾与苏联签过协定，规定后者不得在中东路上进行政治活动。现在这条理由就被拿了出来，东北当局立即下令对领事馆进行搜查，接着在宣布“罪状”后，停止铁路局苏方正副局长的职务，并将多达59名苏联人驱逐出境。

    这就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27日发生的中东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