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外交”风起云涌，张学良也酝酿要收回中东路权，但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中苏之战终于爆发，在这场东北军历史上最悲壮的战役中，究竟是谁改变了战局，又发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北伐胜利，东北易帜，国民党算是暂时坐了天下。南京政府意气风发，在外交上也极有所作为。

    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理解了一句话的深刻含义。

    那就是：弱国无外交。

    弱国虽无外交，但弱国却从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这就好像孱弱的国足一样，球队既然进攻乏力，就只能依靠优秀的守门员帮忙，争取让别人少进两个球了。

    王正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生，专业为法律，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

    当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是见证者之一。

    那时候他还是四十岁不到的小字辈，是中国五人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会时，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

    事出突然，中国代表团手忙脚乱，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北方代表顾维钧临时代替王正廷出席会议进行答辩。

    与王正廷一样，顾维钧也是一个“海龟”，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学位，他的美国老师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顾维钧临危受命，在凡尔赛宫雄辩滔滔，口若悬河，愣把日本代表说得没了脾气。

    这是一个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的祖国成功正名。被称为“外交奇才”的顾维钧自此享誉中外。

    作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与顾维钧是不和的，双方在出席和会的顺序上也暗地里你争我夺。

    但是这一刻，他叹服了。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中国外交官的真正价值所在。

    巴黎和会当时的结局却并不圆满，日本见说不过中国人，马上当着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娇，声称要退出和会。几个大国一商量，反正得罪谁都是得罪，柿子捡软的捏，那就牺牲一把弱国的利益吧。

    中国代表纵然使尽浑身解数，面对的仍然是“必须无条件接受日本提议”的黑暗现实。他们只好愤然拒签。

    对于外交官王正廷来说，巴黎和会既是耻辱，也是光荣。

    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以后，王正廷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这一外交政策得到了国民政府主席、实力派人物蒋介石的支持。

    有必要提一句，王部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蒋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乡，而老蒋素来对自己的同乡是照顾提携有加的。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交涉时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就是再不好，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你我双方认可同意的。哦，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了班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王正廷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惨案”的道歉、赔偿、惩凶、撤兵问题，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他。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唯一顺利的事情是撤兵，截止民国十八国（1929年）5月中旬，在日军全都撤走后，山东移交中方接收。

    接着又跟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黄皮猴子高多了，美国又做了榜样，于是大家都很爽快地同中国逐一订立了“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