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进程；在现代中国，尽管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的方式，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这种尝试失败后，他又通过建立城乡隔离的严格户籍制度，通过缩短学制和废除高考，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运动，推行过带有某种“反城市化”倾向的政策。

    对于毛泽东晚年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海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

    已经年过古稀的茅于轼，曾经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这些运动，但他并不认同那种认为毛泽东发起知青下乡运动源于他骨子中的小农经济思想的看法。他分析说：“毛泽东也是要搞工业化的，他倒不是一个农业至上论者，他也搞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这说明他也是想要工业化的。但是经济搞得那么糟，而工业化要市场、要资本，这一切都解决不了，城市里的孩子们每天都在长大，没办法了，学生们留在城里头，会变成大祸害，因为学生的能量是很厉害的，所以毛泽东要把他们弄到农村里去。一举两得，一方面把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推向农村，另一方面避免了政治上的动乱。”

    也许毛泽东的确“要搞工业化”，但他心目中的工业化道路，却注定是走不通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国家，即使像他这样自负的伟人，也无法摆脱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制约。

    《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所有农业社会的论述，看上去就像是专门分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工业化前的世界中，如果人们把80%的收入用于食物，那么，就会有80%的人口从事从事农业、渔业或狩猎。农业生产也要求人们居住在田野附近，所以，前工业化社会是农业社会，只有很小的城市人口……只要一个社会被‘马尔萨斯陷阱’所主宰，那么，这个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粮食生产。”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此时中国又恰逢全球产业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因缘际会，中国因而成为“世界加工厂”，工业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呼唤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应运而生，在神州大地波澜壮阔地涌动。

    然而，中国最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却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决策层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无组织、无纪律”地自发形成的。

    对于中国农民的这一伟大创造，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有过一段生动地描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介绍了曾被当局称为“盲流”的中国民工潮的形成过程：“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一直说中国领导人的智慧都没有超过小岗村农民。1978年就是从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农民的饥饿问题就解决了。1984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农业生产的收益因此下降，这个时候，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成为劳动力，而农村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当时没办法，卖粮难，中央才出台文件说，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经商务工。但是怎么进来，上面一直说是‘有序’，所有的文件都是控制、阻挡的意思。”

    刘开明喝了一口水，接着说：“1984年10月份，中国开始城市改革，但还是计划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包括深圳，当时也发展了很多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农民工是进不了的。然后一直到1988年的时候开始，发现国有企业老亏本，但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工人是农民，广东的外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雇员也是农民工。这两批农民工开始影响国有企业改革。”

    刘开明指出，对于随之兴起的民工潮，中国各级政府的应对之策仍然是“挡”和“堵”。“1989年，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