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夏天来得越来越早了。还是五月份，整个城市就热得让人躁郁不安，空气中仿佛窜着无数条火龙，不留意之间，就窜进了你的鼻孔、你的喉咙、你的肝脾……

    但不管是早至的热浪，还是户籍制度的制约，无论是好心人的担忧，还是歧视者的白眼，都未能阻退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工。在北京，他们无处不在：你去餐馆吃饭，你在发廊剪发，你去小摊购物，你在街头拦车，你途经建筑工地，你走过天桥地道，你都会遇到操各地口音的“乡下人”。

    那天也很热。我走出酒店，阳光白花花的，扑面而来，照得我睁不开眼。待我双眼适应了强烈的光线，我才看清，酒店前的绿化带上，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顶着太阳，正在挖坑种树。

    我走上前去，与他们聊了起来。他们来自河南，都是一个村的。

    “我今年23岁，来北京两年了，一直做绿化工。”一个光着膀子的青年接过了我递的香烟，“我17岁就出外打工，一年一个地方，去过大连、上海、宁波、青岛。”

    “为什么一年换一个地方？”我好奇地问。

    “农忙的时候，我就辞掉工作，赶回家帮助父母干活，农闲的时候，就投奔老乡，出外打工。老乡在哪儿，我就去哪儿呗。”他嘴叼着烟，双臂倚着铁锹，“离开青岛后，我回家结婚，结完婚，我就来到北京，两年一直没回去过。”

    “两年没见过老婆？”

    “没见过。不过，今年农忙时，我打算回家。”他深吸了一口烟。

    如果说人类从四处迁徙的采集-游猎生活方式转为村落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巨变，那么，由英国工业革命肇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生活方式巨变。

    美国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他的新书《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词有部分的误导性，并未全面地概括人类生活方式第二次巨变的性质，“自从1800年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幅并不亚于其它经济部门，没有农业的大幅改善，现代经济增长便绝无可能。”

    在这次巨变之前，人类大多数社会都有70%至80%的人口务农，而正是因为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某些现代化先行国家才能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以很小比例的农业劳动力养活绝大多数的非农人口。

    英国第一个完成了这种转变。19世纪末，英国农业人口下降到20%，而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这一比例进一步急剧下跌：20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占全国人口的1.2%，因为如今英国大约一半的粮食是从国际市场上买来的。但即使在今天的粮食生产大国美国，务农者也不过是全国人口的2.1%。原因很简单，根据克拉克的说法：“如果我们有自由的粮食市场，那么，今天的世界只需要2%的人口务农，所有人就会有饭吃。”

    “城市化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在家中接受我采访时，也如此解释今天人类过半人口变成“城市动物”的原因。“中国也一样，人口增加到13亿，人均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耕地至少减了四分之一，耕地的农民大概减了一半，粮食却越来越多，粮价也降了一半。所以，如今中国人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了。”

    然而，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我们却很难说，这个国家的统治精英一直是在欣然地接受、或者热心地推动着城市化转型。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多次不无恐惧地抵制过这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在近代中国，当那扇长期闭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之后，满清王朝某些守旧的官僚、某些迂腐的儒生曾经试图抵制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