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成为市民”的呼吁，曹锦清的回应是：“想把农民工变为城里人，愿望是好的，也占据了很高的道德制高点，但做不到，例如石家庄曾经放开了户籍制度，但很快又收回去了。户籍制度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城市社会保障与农村无保障的巨大落差。”

    所以，曹锦清并不怕被人误解为“不平等的辩护士”，其观点非常鲜明：在目前社会保障尚未覆盖全国的情况下，他反对匆忙取消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但刘开明认为，这个顺序应该反过来：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再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网络。

    “废除户籍制度之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给所有的人提供一致的低覆盖的社会福利。”刘开明说。

    刘开明认为，目前的制度安排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超过正面效应，而其中最为负面的后果是，那些像候鸟一般往返于城乡两地的农民工，其社会地位和心理预期不是逐渐上升的，而是不断下滑的：“农民工应该都是中国农村的精英，其中60%没有任何农业工作经验，70%以上是初中以上教育程度，中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他们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工厂，应该是很快地正规就业，非常好地努力向上发展，但目前中国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让他们不能向上发展。他们做到一定程度，一般3到5年就很厉害了，因为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你不属于这里。他就有内心的焦虑。但是走到哪里去？制造业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上升，他们不停地找，不停地找，但除了失望还是失望，最后作小生意，但每个人都只知道开小饭铺、小*，又把竞争价格压低了，又赚不到钱，越走越低。我们在河南做调查，很多农村里年轻人都在制造业中出卖体力，中年人在城市里拾垃圾，年纪大的，如果家里盖了房子，就不出去了，但如果小孩还没有娶上媳妇，就出去乞讨。这是非常悲哀的。”

    刘开明虽然自己是文学博士，但他特意向我强调，他也是农民出身：他是从广西的一个普通农家通过考大学考进城市来的，他家中也有人是农民工，在城市出卖体力。据《经济观察报》的那篇报道称，刘开明之所以选择深圳福田区车公庙安华工业区内这栋老旧的厂房，作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办公地点，除了租金便宜之外，还有一个用意：“他想让他的30多名员工每天都能‘深入’到他们的服务对象——工人——当中去。”

    当我结束采访、向他告辞时，刘开明提醒我：“我们这个楼是有电梯的。”

    于是，他把我送到电梯口，等着电梯缓缓地升上来，等着它很不情愿地打开沉重大门，等着我遁入这部气喘吁吁的“大货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