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许多年轻人都到大陆打工去了，”李云（化名——作者注）坐在自己药店的柜台后面，对我说，“我也在深圳打过工，体力活，又脏又累，但收入比我现在开药店的收入还高。”

    李云大概二十六、七岁，在海南省五指山一个苗族山寨做乡村医生。此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使用“大陆”这个称呼的，并非只有台湾人。

    “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我坐在柜台边上的一条长凳上，一边逗弄着他的三岁的儿子，一边问道。

    “我毕竟学了几年医，不想荒废掉。”他回答说。

    “那为什么不在大陆那边的大医院找份工作？”

    “我是山寨出来的，在大陆那边谁都不认识。要是能在大医院找到工作，我也不会干那一段体力活了。”他苦笑着说。

    但他的山寨药店生意实在不怎么样。在我们交谈的三、四个小时之内，他只做成了一单生意：一个穿着典型的苗族服装的妇女，带着一个不断咳嗽的男孩来到了他的药店，李云一边向母亲询问着什么，一边用听诊器听着孩子的胸部，他们谈的苗族话我听不懂，但那对母子拿了药，似乎没交钱就走了。事后，李云向我解释说：“她说现在手头没钱，先赊着。”

    李云也是苗族人，但能说流利的汉语，他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与“大陆”那边的城里汉人没啥两样，但与坐在我旁边的他的胞兄反差很大，似乎来自两个世界。

    李云的胞兄只比他大三、四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也在“大陆”那边的广东省打过工，因学历比弟弟低很多，就更只好干体力活了，而且干的是最辛苦的建筑工人的活。

    哥哥的汉话，我听起来就很费劲，还得弟弟帮助解释：“说不好汉话，也是我哥最终回乡务农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建筑工地的活，既危险，又辛苦，不能长干。嗨，趁着年轻，挣几年钱就回来吧。”

    “听长辈说，过去是大陆人都往我们海南跑，但现在，是海南人都往大陆跑。”在来海南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对我说。

    我的这位邻座也在“大陆”那边的广州中山大学上学，五一黄金周返回海南三亚探望父母。他告诉我，他毕业后肯定不会回海南工作：“广州、深圳的机会还是要比海南多得多。”

    据说，在中国，衡量某个省份是穷是富，有个相对简单的标准：看它主要是农民工输出地还是接收地。例如，中国最著名的几大农民工来源地，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都是相对贫穷的省份；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些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民，如果离家打工，也大多会在本省大城市打工，即使去外省，也大多是经商。当然，这里说的穷富都是相对而言的，至于赤贫之地的农民，连路费都筹措不到，也只能守在家里种田了。

    海南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曾经是大陆移民的热门流入地：移民中不仅有外省农民工，还有大量内地城市精英，但如今海南却变成了移民流出地：流出去的不仅有去大陆打工的海南农民，还有本岛城市青年和大陆回流人才。进入新世纪，仍然流入海南的，大概只剩下一类特殊“移民”了：高考移民。历史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吊诡，令人唏嘘。

    “那些大陆人当时涌到海南，到处圈地，盖房子，后来又纷纷跑回大陆，留下了一大堆烂尾楼。”在海南省省会海口，一位杂货店女店主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楼，用带着浓重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对我抱怨说。

    那栋楼的基本框架犹存，就缺房顶、窗玻璃、外部粉刷，当然还有人气，就像一副巨大的人体解剖构造标本，阴森森地矗立在那儿，挺瘆人的。教科书上是这么解释“烂尾楼”的：“在泡沫经济中因资金链断裂而搁浅的建筑物。”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