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农民挡住了，讨价还价谈不拢，农民便各自在自家私宅的宅基地上盖起了十层左右的小楼，当起了“甩手”房东……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在学校采访完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大四学生，我走出校门，来到对面小吃摊，买碗馄饨。老板和伙计都来自四川农村。

    吃完馄饨，看看手表：距下一个采访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便走到附近一家发廊剪发。与理发的师傅聊起来，发现他的安徽乡音很重。

    结束采访，回酒店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在上海打工的四川农民特别多，导致超市的四川辣酱脱销……

    2007年的5月23日，其实并非一个普通的日子。对我而言，也对我们这个星球而言。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专家们统计发现，今年5月23日，世界城市人口为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为33亿386万6404人。他们将这一天作为“分水岭”：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我知道，如今全球每天都有大约18万乡下人涌入城市，但我不知道，促使全球城乡人口平衡的天平决定性地偏向了城市这一边的那十几万人，是不是也包括了5月23日我在北京街头所见到的那些肩挑背扛、神色惶惑的中国农民？

    人类进化史上，标志着人类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拐点日”并不多。美国作家布罗诺斯基曾在《科学进化史》一书中说过：“人类攀升进程中最大的一步，是从游牧生活转向村落农业的变化。”不过，由于年代久远，那一巨变的“拐点日”已经无从查考。但无人否认，2007年的5月23日肯定是有据可查的另一个历史巨变“拐点日”。如果说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迁居变定居，那乡村文明向都市文明的转变过程大概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定居变迁居。

    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并非都在同一天走过城市化进程的“拐点”。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它在1851年走过了这一“拐点”；美国则在1910年代末期跨过了城市化进程的“分水岭”；尽管带领全球走过这一“拐点”的那十几万进城农民很可能包括了许多中国“农民工”，但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只有大约43%。

    不过，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增速，却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把采访胡鞍钢的日子约在了2007年5月23日。我是在后来翻阅自己的采访日记时，才发现了这一难以解释的巧合。

    在坐落于北京海淀区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旁的中科院生态楼中，胡鞍钢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显出一种难以理喻的兴奋：“近3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中国则为4.1%；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将达到60.5%，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我对胡鞍钢讲了我这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胡鞍钢笑了：“你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不过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的几朵浪花，这一人口迁徙潮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胡鞍钢的思维和语言跳跃速度极快：“我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减少农民。”

    如今，我还在纳闷儿：胡鞍钢当时是否已经知道了5月23日这一天的划时代意义？但可能性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