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的补贴。另外，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信贷，也是各国对农业和粮食生产者实行非价格政策的重要形式。如奥地利对种子提供长期信贷；加拿大对农业提供中期和短期的信贷；挪威对购买农业机械提供特别贷款。这些信贷对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对粮食生产投入要素实行价格补贴，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如印度政府，用于化肥的补贴，由1976年度的6亿卢比，增加到1984年的79亿卢比；印度尼西亚为了保证各种农作物的优良种子，国家对良种实行育种补贴，凡是用于生产和国家计划的，每公斤给予176盾的育种补贴；前苏联用于农用拖拉机、汽车、联合收割机和化肥的补贴，平均占批发价的20.2%，其中每吨化肥的补贴即达到14.43卢布。

    而我国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名义上是农业总产值的10%，但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冲击下，几乎为零，甚至还是负数。1950年至1978年，国家通过价格手段取得的农业国民收入大约为5239亿元，农业税累计819亿元，而同期国家通过财政支出返回农民的只有1577亿元。28年间，国家从农业国民收入中征收了4481亿元。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取”远远大于“给”。改革以后虽稍有改变，但仍未彻底扭转这种趋势。据分析，我国从1952年以来，农业生产经历了十多次波动周期，平均每个周期约为4年时间，在这些波动中，因资本波动对农业的影响达41.4%。

    为什么一边是党中央大力强调重视农业，加强农业，一边却是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越来越大呢？借用河北省某县一位副县长的话说：“我抓了八九年农业，要说领导不重视，也不是。发展农业，除了要钱不给，什么都给。过去说‘全党大办农业’，现在是‘全党大讲农业’”，话虽然讲得略为尖刻，但也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原农业部长何康也承认：过去喊重视农业，确实说得多，做得少，口头投入多，实际投入少……这些年实施的国民经济部门化管理，使农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现在，与农业有关的部门包括计划、财政、银行、化工、商业、粮食、外贸、轻工、工商、税务、物价、供电等，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资源的配备。部门、行业利益与其行为缺陷使农业的处境非常尴尬。本来国家和农民都希望各部门、行业能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但部门行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起着反作用。在农业投入中，有些承担物资、资金供应任务的部门，不能正确处理本部门利益和农业发展大局的关系，为了自身利益，将物质、资金集中转向那些见效快、利润高的行业；有的还参与农资转手倒卖甚至随意抬高物价，以劣充优，克扣农业，从中牟利，使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计划不能如数、如期实现。更有甚者，有些职能部门在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短缺的情况下，为着所谓“内部”合理的利益，向农民伸手要好处。由于这些行业、部门具有垄断地位，经营利润可观，这就使得农业报酬越来越低。再一方面，国家利益地方化倾向又促使地方政府向非农产业倾斜。地方财政包干之后，由于财政对地方的压力，使他们产生了短平快投资和高产值、高速度抓财政收入的动力，农业的发展则主要靠中央投资，从而使“城市偏向”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充其量也只是解决自给自足。他们关心财政收入眼睛向下看，发展农业目光向上看，县里看省里，省里看中央，而中央此时又往往无能为力。于是，加强农业便只是喊在口号里，写在文件中，印在报纸上，却很难落到实处。

    农业投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进程。“李嘉图陷阱”便是忽视农业后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

    有专家认为，我国农业须再次防止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