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而且其耕地面积还正在急剧缩减。从1990年至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已从9080万公顷猛跌到8570万公顷。4年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5.6个百分点，同时，人口总量反而增加了5900万，提高了4.9个百分点，这一减一增，使人均粮食播种面积迅速减少10.5%。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阶段，大量的耕地还将不可避免地被新建的厂房、住房和道路占用。

    三是水资源短缺。本世纪中叶，相对于需求而言，中国的水资源仍比较充裕，地表水和地下水都能充分满足全国5亿人口的需要。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灌溉的增加、生活的富裕以及工业化的进程，时至今日，用水量已增加了6倍之多，水资源的供需之间失去了平衡。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水资源匮乏的困扰，对水资源的需求已超过了河流和蓄水层所能维持的持续开采量。毫无疑问，中国将继续保持高速的工业化势头，则不仅要面临大量占用耕地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工业和生活用水要挤占灌溉用水的困境。最终，这些问题都会加速中国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

    四是消费增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必然大幅度提高。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膳食结构的改善，最突出的则是畜禽产品消费的增加。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主要以大米之类的淀粉业粮食为主，它们所提供的热量约占摄取量的70%以上。现在，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已变得更加丰富，其中已经包括有肉(猪肉、鸡肉、牛肉、羊肉)、蛋、奶、黄油、奶酪和冰淇淋等。伴随收入增加所导致的食物花样改变，这在所有社会都很普遍。显然，中国将要消费更多的肉食，中国为此必须寻找更多的粮食。这是因为，消费更多的肉，意味着更多的粮食——2公斤或更多的粮食才转化为1公斤鸡肉，4公斤粮食转化为1公斤猪肉，7公斤粮食转化为1公斤牛肉。加上酒类的消费，中国的粮食消费必然会大幅度攀升。事实上，一些沿海地区的粮食消费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是耕地生产率的提高已非常有限。在一个耕地面积不再增加的国家，如中国，未来粮食增产只能靠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这在中国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生产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类。30年前，中国的水稻平均单产仅为日本的一半，但到了90年代初，中国的水稻平均单产已超过了每公顷4吨，大大地缩短了与日本的差距。从1977年至1984年，粮食总产量由1.99亿吨猛增到3.06亿吨，仅7年时间产量就增加了一半以上，这一成就是任何其他粮食主要生产国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一成就主要依赖于化肥的大量使用。在改革之前，中国的化肥施用量远远低于化肥报酬递减的临界点，而现在，化肥的施用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很难再期望利用化肥来刺激粮食的增产。中国的小麦也有相似的现象。自1950年至1980年，美国的小麦产量都远远高于中国，但在1978年，中国的农业改革提高了小麦产量，并使之超过了美国。而由于缺水，北方小麦产区灌溉量下降，产量的增加逐渐变得困难起来。玉米的单产虽然还只有美国的60%，但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玉米产量可以达到美国“玉米带”的产量水平。美国玉米带具有深厚的土层，适宜的温度和日照长度以及几乎最适宜的降雨量。因此，中国的作物产量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肯定会提高，但幅度不可能太大。实际上，某些作物产量的年增长量可能已经不太明显。

    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分析的结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他指出的这些影响中国粮食发展的障碍因素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障碍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就难以有大的发展，而由此出现布朗预测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