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量却大大增加。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当时，这些地方的库存粮食能够销售的时间，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也只有8天左右。为解决全国粮食困难，政府不得不制定一系列非常措施。7月底，全国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许多地方开始实行饮食业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北京放开购粮的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因此，中央同意北京也采取发放粮票的办法。

    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指示指出：1960年，全国发生了较1959年更为严重的春旱、洪涝等灾害，规定：降低农村口粮标准。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原粮为365斤，丰收的地方380斤；淮河以北的地区，每人全年300斤左右。降低城市供应标准，除高温、高空、井下作业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2斤左右。

    中国人又受到了一次饥饿的磨难。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居民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病。1960年10至11月，重庆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13.5%，山东财政厅的干部中竟占到35%。大学师生与机关干部尚且如此，农村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1959年春天，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饿饭、逃荒、浮肿，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并且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加上苏联的突然翻脸，粮食短缺的情况日益加剧，饥饿开始袭击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据当时的资料统计，农村社员的口粮，1959年尚有平均309斤，1960年锐减到189斤，1961年又下降到148斤，低于维持生命最低标准250斤的水平。我们最害怕的饿死人的现象，最终还是发生了。1960年冬，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正阳县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最早在《人民日报》放出亩产3530斤“粮食卫星”的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

    在中国人的人口统计表上，仅有两年是减少的，这就是1960年和1961年。1959年全国人口总数是6.72亿人，1960年减为6.62亿人，1961年6.58亿人，两年净减2300万人，如果加上正常的人口净增率，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出生人数，在4000万人左右。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由1959年的14.59‰上升到25.43‰，比1957年的10.8‰增加了14.63个百分点。

    “亩产十万斤，饿死老百姓”。回忆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心酸。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把中国人又一次推向了饥饿的魔爪之中。

    胸怀坦荡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1958年，毛泽东还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想主意，到1959年，毛泽东则开始为“粮食少了怎么过”想办法。4月29日，他给省、地、县(市)、社、队、小队各级干部一封信，专门谈到：“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在10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和他的人民一起，勒紧裤带，终于渡过了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