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对此大为不满。许多年后，他写了一首词，特地讽刺了一番苏联的“土豆烧牛肉”：“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曾作为全国农村样板的大寨，公共食堂的状况又怎么样呢？

    大寨开有两个食堂，在办食堂的一年当中，社员们总共只吃过白面饺子8次，蒸馍4次，油果1次，烙饼1次，拉面一次，大米干饭4次。其余绝大部分时间，只能吃窝窝头、酸饭、稀米粥。据说大寨的公共食堂在当地还算办得比较出色，曾经作为典型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办公共食堂真像社论中所说解放生产力，把妇女解放出来吗？拿大寨人的话说：“办食堂有四费：浪费粮食、浪费柴炭、浪费劳力、浪费时间”。

    很快的时间，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公共食堂已无以为继了。一场饥饿迅速蔓延在中国的上空……公共食堂轰轰烈烈的开始，悄无声息的消失。40年后我们重提这段往事，就是要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靠脚踏实地才能解决。任何的投机取巧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吹炸的“泡泡糖”：可怜人间烟火

    现在年过50岁的中国人，如今回首这段往事，不免有些梦一般的感觉，而生活在90年代的年轻人，则会觉得父辈们当年的举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简直不可理喻！

    历史的长河不可能倒流，但我们循着历史的发展去追寻当年的轨迹，则会有许多教训，许多启迪。

    人为制造的“粮食卫星”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神话，只不过是一个个拚命吹胀的泡泡糖，终有吹炸的时候。

    1958年8月，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我国到1996年才勉强达到这一数字)，而全国各地已开始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严重的粮食短缺。但这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虚报、浮夸仍无收敛。最后确定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为25000万吨，1959年为25500万吨，1960年为18500万吨。

    周恩来深知这种掺水数字的危害，督促有关部门一查，实际数差了一大截。1958年实际为20000万吨，1959年为19505万吨，1960年实际仅14350万吨，比1959年减少了5155万吨，下降了26.4%，比1951年的14369万吨还少19万吨，中国的粮食生产在大跃进的喧嚣中竟整整倒退了9年。

    “粮食卫星”一个个吹上了天，粮食实际产量却一个劲地往下滑，中国人开始感觉到肚子里不殷实了。

    1958年底，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就出现了缺米问题。1959年春天，全国出现普遍的缺粮现象。河北省有30多个县缺粮，情况严重的就有10个县。北京、上海、天津更是频频告急。当时这些地区的存粮所够销的时间，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辽宁8至9天。如不及时调入粮食，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不得不承认：“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那亩产10万20万斤的卫星数字，只能吹在口头上，登在报纸上，却无法给人饱肚充饥。中国不得不勒紧裤带渡难关。农村地区严重缺粮，人均口粮标准仅300斤左右，城市居民也减少了供应数量。1960年，全国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少91公斤，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57年降低13.6%，人均粮食消费量由406.12斤降到327.24斤，下降19.4%。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年的口粮。

    1960年5月，应调出粮食的省只调出计划的一半，而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