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携全家登上北上的列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离别之际，68岁的邓小平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还可以干20年！”

    “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他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内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产生了，它体现在3月9日晚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给毛泽东的报告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显而易见，周恩来郑重地写出这些话，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

    随即，周恩来将批件和附件送给在京邓小平，征求他本人的意见。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决定》的当天，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推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第二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并不在意，仍坚守岗位，抱病操劳。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会见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他（邓）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29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6年多之后的再次见面。两人握手时，毛对邓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晤面，并共进晚餐。据邓小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

    4月12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