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终因江青等人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很快取得结果。

    在批判极左思潮不断受阻的情况下，“解放”邓小平这件事似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语被“搁置”了4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刻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4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达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在此时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恰恰表明这件事情同批判极左思潮之间存在的曲折而又微妙的联系。

    就在周恩来写这封信的当天下午，他又约纪、汪二人谈话，具体商议信中所谈问题。27日，纪、汪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事向周恩来写出书面报告，建议邓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安排事可先办，邓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人的阻挠，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作出决断不可，否则难以落实。

    正是从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失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行动上继续坚持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他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解除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抓紧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这些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经毛泽东批准，“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

    以上工作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当年目睹周恩来为“解放”老干部日夜操劳、斗智斗勇的叶剑英元帅，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感慨赋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在南昌郊区谪居的邓小平，曾讲过一句四川老家的俗语：“好事来了，门板也挡不住！”

    经过周恩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