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的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8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他特别重申：“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推动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批判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的极大恐慌和仇恨。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国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1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他们竟然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2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的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裁定，提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当前主要应该批林彪的“极右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推进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推进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而言，“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也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而对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须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大批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放”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评价和批语），周恩来也抓紧举行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