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

    （二）“小球推动地球”的乒乓外交

    1971年1月29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周恩来正同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看过他们草拟的纪要文本后，周恩来皱起眉头，批评道：“后藤钾二的会谈纪要草案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也太过分了。”接着，他又焦虑地说：“你们不要那么‘左’嘛！”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鉴于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他专程来华邀请在世界乒坛享有盛誉的中国乒乓球队前往参加赛事。后藤提出的作为两国乒乓球协会会谈基础的文本中，本来已包括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内容，即：一、反对“两个中国”；二、争取恢复邦交；三、促进中日友好。但会谈时，中方代表却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并主张将“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这时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也比较复杂，后藤感到为难，希望中方能够理解他的处境。由于双方相持不下，纪要一时难以定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把中方会谈人员找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做法，指出：会谈要看对象，台湾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后藤先生出难题。“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的，放在纪要第二条。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2月1日在北京签字。随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并正式向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名参赛。

    长期以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他多次设家宴招待出国参赛的队员和教练员，为他们接风洗尘。他说：“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周恩来和大家谈笑风生。饭后，他有时还要跟大家一起打乒乓球。1965年，中国乒乓球队的健儿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上再创佳绩，一连夺得5项冠军，令世界乒坛为之震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体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出国参赛也被取消，中国乒乓球选手失去了参加第29、30届世乒赛的机会。

    1969年10月，在一次观看体育表演时，周恩来向国家体委军管会和体育院校军宣队负责人了解运动员的思想、训练、生活情况。当听到有人把“文化大革命”前出国参赛说成“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比赛中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时，他气愤地批驳：“出国比赛，这是为祖国争光嘛！有人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体育队伍的现状时，周恩来十分关切地说：有名的运动员大多被关起来了，就和劳动模范一样。告诉他们，要经得起考验。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国家出力，总还是好事嘛！不久，周恩来又询问起乒乓球运动员的学习、训练情况，提出：要抓紧训练，恢复技术。

    1971年3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各项参赛工作准备完毕。14日夜，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中国队赴日参赛问题的汇报。这时，体委内部又出现去和不去两种不同意见，不赞成去的还占多数，理由是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接着，他耐心地阐明派队参赛的理由，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乒赛。”他边说边抽出笔，当场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