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从莫斯科飞抵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当面向西哈努克表示：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以后，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站在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其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一边，并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即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同开展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上旬，周恩来应邀访问朝鲜。这是他4年来的首次正式出访。在朝期间，周恩来同金日成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就国际及亚洲地区局势、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一度冷淡的中朝关系得以转变。

    6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对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去世表示哀悼。唁电还对领导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苏加诺作出很高的评价。这是1967年中印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以来，中国领导人的一次重要举动。

    11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同叶海亚总统会谈时，周恩来对中巴两国近10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给予充分肯定，并赞扬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正义、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的原则立场。叶海亚表示愿意帮助中美两国接触。在以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政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第二年8月，缅甸联邦主席和政府总理奈温来华访问，同周恩来就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奈温对1967年发生的两国关系中的不幸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总理给他机会前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周恩来坦诚地回答：当时仰光华侨学生的某些过激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会谈中，周恩来处处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尊重缅方的态度，使奈温深受感动。中缅关系从此恢复正常。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中国同相邻的绝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或正常往来，新中国的周边环境比较极左思潮泛滥的1967年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使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有更多精力用于处理国内的繁杂事务，更为进一步打开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