毅等四位老帅在下放工厂“劳动锻炼”期间，抱着对党和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就国内外大势继续写出高质量的分析报告。这些报告的基调同九大政治报告特别是林彪等人对形势的看法有着很大差异。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毅等老帅们的看法是客观的、有远见的。这就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掌握战略动向”、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

    （二）努力改善同中国周边各国的关系

    1969年9月初，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的老战友胡志明主席在河内病逝。第二天，周恩来、叶剑英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葬礼前赶到河内吊唁，并于当晚返回北京。这时有外电猜测说，周恩来是为了避免同参加9日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柯西金会面才这样做的。事实上，中国一直主张举行中苏外交谈判，以解决国家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这年春天，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试图与中国领导人直接通话，商谈两国关系问题。随后，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也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为此，周恩来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内称：“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这实际上是向苏联政府敞开了外交谈判的大门。胡志明葬礼结束后，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方提出希望同周恩来会晤，很快得到中方同意。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在中苏两国各自处于紧张的备战气氛里，两国总理在机场举行了长达3个半小时的不寻常的会谈。会谈中，双方领导人仍互称“同志”，并致问候。这与珍宝岛冲突以来双方一直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形成微妙的反差。鉴于苏联方面重兵压境，甚至以实行核打击进行威胁的现实，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示：“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柯西金一时无言以对。在严正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的同时，周恩来又重申中国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他恳切地说：“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他主张：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不应当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当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样，两国总理经过坦诚地交换意见，共同达成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谅解；并就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旨在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一致意见。

    中苏两国总理会谈和达成的谅解，是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破裂、尤其是1969年因边界武装冲突而使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后的一次重要转机。它的直接结果，是同年10月在北京开始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尽管谈判历时多年，成效不大，但毕竟使原来兵戎相见的双方坐到了谈判桌旁。始终关注并指导谈判进程的周恩来一再交代中方代表团：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从这时起，周恩来还比较集中地处理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为修复或稳定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行不懈的努力。

    1970年1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由郭沫若做特使赴尼泊尔参加比兰德拉王太子婚礼；同时，他还就近期出访朝鲜等邻国提出初步安排。

    3月18日，柬埔寨国内发生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朗诺军事集团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的机会推翻了王国政府，并宣布废黜正在国外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