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后来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斗争的重要借鉴。例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仍然是实现整个斗争的一个基本条件。此时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加快国民经济发展、解放更多老干部、开展灵活多样外交等方面，都作出不少正确决策，对克服极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许多场合下，毛泽东的支持，往往成为排除江青集团干扰破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再如，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首先从经济领域入手，联系实际，解决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问题。这也是一条重要经验。经济工作是江青一伙插手较少、不很熟悉的一个领域，周恩来在纠“左”过程中虽然也遇到江青集团从中作梗，但他们终究不能抓到更多的理由加以反对。同文教科技等江青集团一手控制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比起来，经济领域的整顿毕竟要容易一些，可谓先易后难。1975年的全面整顿，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首先从国民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部门入手，再扩及其他部门、其他领域，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整顿方针，进而取得巨大成效。

    最后，舆论宣传作用十分重要，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健康力量手中。这是1972年和1975年两次斗争的共同经验。“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正是通过报刊广播等宣传手段来扩大和施加其恶劣影响的。大造反革命舆论，确是林彪、江青集团，尤其是江青一伙的看家本领。为此，必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才能有效地实现各项工作的整顿。1972年下半年后，江青集团重新窃取了宣传主动权，随即掀起大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阵阵恶浪，成为批判极左思潮斗争不断受挫、被迫进入尾声的一个原因。鉴于这一教训，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舆论工作。他在宣传大权不完全掌握在手中的不利条件下，利用多种场合，以其特有的简洁、犀利的语言来抨击“左”的错误，批驳江青一伙的谬论，道出了人们想要说而又不能说出的话。根据他多次讲话精神，这一时期产生的《论总纲》等文件，更是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已为事实所证明的错误做法，切中江青集团的要害，因而深得党内外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应当说，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大造革命舆论方面的成功努力，才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辨了是非，为1976年的“四·五”强大抗议运动提供了思想条件。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断，但党和人民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反对江青一伙的斗争并未停止。1975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1972年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把握时机，重整旗鼓，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一伙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