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生产下降的局面。应当说，1972年以来逐步实现的党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整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抓生产”之举，是党实行对于经济工作的有效领导的一个开端。

    第三，党和人民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空头政治、个人崇拜等做法已有所认识并开始初步从思想上加以抵制。所谓“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是林彪集团借以起家和大搞阴谋的两大“法宝”。对此，党内健康力量从一开始就做过抵制和斗争，尽管这种抵制和斗争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在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中，周恩来十分注重用事实来揭露“文化大革命”中只抓“革命”、不问生产的空头政治所造成的危害，提出政治必须落实到生产业务上，提倡要为革命学习业务、钻研技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还不可能涉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但人们对于恢复生产、恢复文教科技等战线的正常工作所表现出来的空前的热情和积极性，表明人们已从思想深处开始脱离抓阶级斗争万灵的固有观念，而将着眼点放在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方面。这在党的工作重心没有也不可能实行转移的年代里，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掀起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人们在思想感情上的冷却更是前所未有的。在人们头脑中，吹捧者与阴谋家之间已习惯性地画上等号，对极左思潮大搞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处处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产生的厌恶情绪，似乎成了人们对于几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省。当然，这种“冷却”和“反省”，还不可能彻底摆脱感情上的因素而真正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但与此前的那种盲目时期相比，毕竟是要“自觉”得多了，可谓思想解放路程中的一次启蒙。

    （三）全面整顿的先声

    历史已经表明，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党内健康力量为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左”倾错误而进行的一次空前壮举。此举对于后来进一步启发党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认识、对于加速江青集团的覆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各个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如果说，邓小平等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斗争的一次高潮的话，那么，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则是这一高潮的先导，它为1975年的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一，这次纠“左”，为后来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联系各条战线实际、揭批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的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指出，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各条战线的各项工作都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这就为重新调整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概否定的前17年的正常工作和合理规章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应当说，从1972年的初步整顿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都是以此为基本依据的。

    第二，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即以事实宣布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目的的失败，由此恢复和建立起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尤其是1973年党的十大前后邓小平等老同志再次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对于此时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势力多有钳制。如此，1974年周恩来病重住院之后，才能够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内健康力量，继续进行纠正“左”的错误、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第三，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纵观全局，采取了为当时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