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的发动

    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把主要工作转移到宣传教育方面，兢兢业业，开拓进取，在党中央领导下，无论是在延安，在各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干部教育、理论宣传、文化运动以至普通教育，都有章可循，按部就班地逐步开展起来。张闻天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但也没有发现党内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则不同。他高瞻远瞩，看到在全党内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其根源在于思想作风的严重不纯。

    诚然，遵义会议批判并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六届六中全会批判并纠正了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因此既往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是非没有分辨清楚，也不可能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这样，就必不可免地在指导思想上又会产生分歧以至对立，必不可免地在另一种条件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这就是说，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从军事上、组织上、政治上批判并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必须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必须端正思想作风、思想路线，才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特别是在当时日寇向根据地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抗战形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大批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党内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解决好思想路线和作风问题，要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将是不可能的。

    严重的突发事件，尖锐的党内矛盾，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1941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阴谋策动了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皖南部队主力几乎全部覆灭。从内部原因来看，这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有关。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组建新四军有功，但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党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固派进攻时又处理失当。这次突发事件招致严重损失，从主观方面检讨，说明已被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甚至在某些地区还严重地存在。

    王明在延安，问题更为突出。王明同博古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是给党和革命造成异常巨大损失的主要责任者；王明又是抗战初期提出右倾投降主义并在武汉长江局推行右倾错误造成严重损失的主要责任者。可是，他从1938年底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两年多来不仅始终没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反而坚持错误，甚至将错误说成正确，还进而攻击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要以他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1939年5月，王明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1939年6月，他又将1938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改题为《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重新刊载，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中的错误方针。特别严重的是，到了1940年，王明特意将1931年7月初版、1932年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初版书名为《两条路线》）一书第三次出版，并在1940年3月19日专门写了一篇“三版序言”，哗众取宠，把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代表作，当做“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硬塞给“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和“延安各学校”。1940年11月，他又在《共产党人》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