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期上发表《论马列主义确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大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点不作自我批评，俨然以“国际路线”正确代表自居。王明一方面坚持自己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并兜售自己的错误理论，另一方面又诋毁、攻击毛泽东的著作。他说，《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革命性质、阶段、动力、革命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中追述了他当时对毛泽东说的这些话。见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该书第15—16页。刘英向笔者也谈过此事。

    王明宣扬的观点和他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挑战，他尖锐地提出了怎样看待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1931年初至1934年底）和抗战初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怎样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王明流毒全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如果不廓清，不克服，王明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如果不澄清、不解决，就无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与团结”，就无法“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条件实现。引文出自《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20—721页。

    张闻天负责干部教育工作，遵循的是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1940年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经中央讨论通过，得到毛泽东同意。可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干部教育中确实还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张闻天在马列学院的工作中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方针，并专门写文章提倡过这个方针，可是，从“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样的要求来看，他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残余。而追根溯源，学风上的问题正是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之所在。

    毛泽东面对当时这样的情况，即“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中共宣传部关于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1942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遂于1941年春尖锐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并由此开始，从上而下，逐步在全党发动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为出版他的旧作《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眼睛向下”，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接着，5月1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倡导树立“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都是极坏的作风；“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在延安高级干部中间，自然地引起了对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是否正确，怎样以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