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敌后根据地建设》，彭真的《关于晋察冀形势》，董必武的《关于大后方形势》以及贺龙、张鼎丞等的报告，都丰富了教学内容，促进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张闻天自己除了亲自讲课，主持课堂问答以外，经常就党内重大事件、党中央重要的方针和决定作报告。马列学院开学不久，张闻天作了一次批判张国焘叛变投敌的报告，反复阐明“必须党指挥枪，决不能枪指挥党”的道理。据曾彦修：《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以后，他立即向马列学院师生传达。一共作了六七次报告，详尽地阐述毛泽东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精神，结合历史与现状，精辟地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据宋平：《深切怀念张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马列学院曾停课专门进行研究和讨论，张闻天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了七次集体解答。理群（邓力群）：《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载《共产党人》第13期（1940年10月）。正如当年一篇题为《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文章所说，上述这些报告，以及对中央各种决议、指示、宣言的研讨，对党报、党刊的阅读、座谈，“使同学们有了实际的收获，由此，他们接受了抗战中某些经验与教训，使一般马列主义理论原则的学习充实了实际的生动的内容，因此，保证了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接触实际问题，参加国内党内的政治生活，并从中来学习党的策略在各种环境、各个时期、不同工作部门具体运用。”

    由此可见，张闻天对马列学院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办学方针，是很明确的。不仅如此，他的认识，在马列学院的实践中又有发展和深化。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报告中提出的“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9页。的任务，同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精神是贯通的。关于党校的教育方针，张闻天提出，首先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页。1940年2月，张闻天又在总结马列学院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强调“巩固与发展党”是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规定“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同时又指出，“在学校生活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为了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03页。在张闻天直接指导下，马列学院正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培养、教育干部的。

    为了“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张闻天要求学生认真读书，养成自学的习惯。学校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