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的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这是贯彻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统一安内”策略所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收到了内容相应的私人来信。

    就在党中央研究国共关系出现的新形势，考虑应该怎样回答南京方面的“八月来信”，调整对蒋策略的时刻，潘汉年于1936年8月8日到达保安。潘在长征途中奉派到白区。他到上海后因情况变化，于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6年3月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络国共谈判问题。王明在与邓会见时提出，鉴于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并写信介绍邓进苏区与中共中央联系（未成行）。后来，王明派潘汉年回国。潘于5月初到达香港。7月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先在香港会见国民党的代表张冲，然后到南京与国民党的代表曾养甫会晤。潘要求即同陈果夫会谈，曾希望潘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南京方面“八月来信”的意见）后，再来南京会见陈果夫。潘乃启程经西安赴陕北。到保安后，就在张闻天的窑洞内炕前支一张行军床住下。他立即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香港、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放弃“抗日反蒋”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等）。南京方面急于要得到中共中央对他们所提新的四条的答复，更促使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断。于是，张闻天在潘汉年回来之后两天，1936年8月10日，召集了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会议确定共产党“和南京谈判”。关于谈判的方针和条件，概括起来为：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明确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据1936年8月10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张闻天在会上作重要发言以下引文与概述均见张闻天1936年8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比较全面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他认为，现在蒋介石、南京政府“战术有许多变动”，同时在策略上也“开始表现他的动摇”，“但不能说是基本的改变”。根据这样的估计，张闻天指出，我们的策略应该“不仅揭破他的欺骗，而是更要推动他的动摇”，也就是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的抗日倾向继续发展，转向真正抗日。至于怎样“推动”蒋“动摇”，怎样在承认南京政府和蒋的统一指挥又取消了红军、苏维埃名义的情况下，来争取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张闻天在发言中也作了比较全面的回答。他认为，除了“从实际行动来揭破”蒋的欺骗、退让、妥协之外，还要从以下各方面来争取领导权：一是“尽量发动群众斗争，来实现我们的领导”；二是“用统一战线来在他内部进行一切活动，特别是他的军队、他的组织内进行活动”，“联结很多力量”；三是提出“停止内战，民主自由”来“与蒋联合”；四是广泛运用统一战线来“巩固我们的力量”，“要巩固组织，扩大组织”，“把我们的党大大的巩固起来”，“巩固红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要把红军力量（按：指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统一起来”。张闻天还指出，“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同时，他又提起大家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的警觉，强调“防止蒋在统一战线中的叛变，记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在毛泽东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