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对共产党与红军政策的变化，有强弱、隐显之别，但还没有完全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已经有了“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意向和某些行动，但由于蒋氏坚持反共灭红政策而时生波折，“逼蒋抗日”的方针还未能完全确立。

    确定“逼蒋抗日”方针

    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代之以“逼蒋抗日”的方针，是在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紧接着，张闻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逐渐趋于完善，“逼蒋抗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内容。

    “两广事变”的爆发和国民党、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于7月10日至14日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根本转变对蒋方针的契机。

    1936年上半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又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近的形势下，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增长，国民党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发展，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与亲日派之间的裂痕日益增大。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有改变妥协退让政策的表示，但还没有放弃同日本谈判。国民党内部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力量对当权者继续对日妥协退让政策更加表示不满，一些地方实力派利用抗日的旗帜反对蒋介石的统治，“两广事变”就是最突出的事件。这一切使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事实上已经不能继续执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次全会表明，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实际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是不彻底的，但较之过去确实有了若干进步。对外，蒋介石依然没有提出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但已表示不再继续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在会后9月至11月间南京政府外长与日驻华大使举行的七次会谈中，蒋对日外交确实较前强硬）；对内，蒋介石依然不愿意提出联合抗日的任务，但在“现代国家”、“统一安内”的口号及“国防会议”、“国民大会”等主张中确也表示了愿谈联合以至利用统一战线的意向。

    南京方面在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即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早在5月中旬，张子华第二次到陕北时，曾经带回谌小岑以个人看法名义转告的陈立夫提出的解决国共问题的四项办法：（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8月初，中共中央接到的这封“南京来信”（称“八月来信”），内中所提出的新的四条，同上述5月所提四条有较大变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南京方面“现在是着重统一”。据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八月来信”的文本至今未见，所提四条没有确切的记载，从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各点：（一）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二）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四）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要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与领导之下，实际解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