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瓦窑堡会议决议》，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抗日”与“反蒋”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方针下进行的。其时，经过长征的红军刚到陕北，为了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与进剿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得不把扩大与巩固苏区根据地和发展红军作为基本任务，统一战线的重点自然也只能放在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和发展白区工作、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方面。在当时，把1927年叛变革命，十年内战中屠杀工农，与中国共产党结下血海深仇而在日寇侵略、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仍坚持其反共灭红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视为主要敌人之一，是势所必然，是由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情况和党与红军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基点在于抗日。所以，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在内，并不决定于中共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蒋氏之是否抗日。所以，一当出现蒋氏向抗日的方向动摇的迹象，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从实际出发，主动地、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适时地调整对蒋策略。不过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对蒋策略的改变实非易事，是在1936年至1937年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反复进行政治较量和军事斗争中逐步实现的。

    国共两党直接联系的恢复

    1936年2月27日，受托为南京政府送密信并接洽与共产党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国共两党中断了十年的直接联系由此恢复，这就把“抗日”与“反蒋”是否继续并提的问题提到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面前。在这之前，张学良在洛川会谈中表示的“不同意打蒋”的意见，已经引起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1936年3月初，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山西石楼前线接到博古从瓦窑堡发表的电报，得知南京当局通过关系派专人送信到瓦窑堡，表示要同中共谈判联合抗日问题，希望中共中央立即答复，促使中共对蒋方针发生变动。

    同共产党和红军打了十年内战的蒋介石为什么在这时提出同中共谈判联合抗日问题呢？决定的因素是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略行动直接危害和威胁英、美等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蒋氏为维护其利益、巩固其统治，不得不调整其内外政策。蒋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作出将改变妥协退让政策的表示。他虽然仍侈谈“和平”，但同时又说，“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他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与此同时，对外，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对内，企图并用政治、军事两手策略，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通过“谈判”，收“溶共”和“收编”红军之效。

    1935年12月，蒋介石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表示，希望苏联“能够促进国共团结”。鲍格莫洛夫拒绝苏联政府充当国共谈判的中间人。1936年1月，蒋又告诉这位苏联驻华大使，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国红军存在”。随后，蒋又表示“可以在以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留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除此以外，蒋介石还在1935年底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谈判，希望订立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后蒋考虑时机尚未成熟，令已到德国的陈返回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交涉。又令回国述职的中国驻苏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同苏联一些高级将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

    在国内，蒋介石设法同共产党建立联系。他指派陈立夫打通同共产党的关系，同时要宋子文想办法。

    陈立夫把任务交给CC系要角、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