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于1935年11月底把任务交给了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谌与曾是天津北洋大学同学，早年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夫妇有旧谊。谌小岑通过翦伯赞邀来吕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建立了联系。另外，谌小岑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认识了一位宁夏人黄先生，黄先生的真名叫王绪祥，党内名为张子华。张子华建议由国民党直接派人去陕北。

    宋子文找宋庆龄商议怎样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1936年1月，宋庆龄把董牧师（健吾）请到家里。董是共产党员，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宋庆龄交给董一封信，要他到陕北面交中共中央领导人。行前，宋庆龄又给他一张财政部长孔祥熙签署的委任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以保证旅途方便与安全。

    上海中共特科获悉此事后，决定派张子华随董健吾同赴陕北。张子华通过谌小岑征得曾养甫同意，与董结伴西行，于1936年1月抵西安。时值隆冬，遍地冰雪，加之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包围封锁之中，董、张二人在西安滞留了40天，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进入苏区的路线。他们只得请张学良帮忙，经东北军掩护前往。终于在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董健吾进苏区后即化名周继吾。

    第二天，董健吾和张子华二人一起面见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中央常委博古。呈递了宋庆龄托带的密信，还谈了南京情况：国民党内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蒋嫡系中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主张联红反日，有的主张联日反红；蒋介石本人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据1936年2月28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李克农电。

    博古立即电告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和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的周恩来。3月2日，张、毛、彭复电要博古同董健吾等一起到山西石楼，面商同国民党谈判事宜。同时要周恩来也来石楼。这时，董感到此行已经迁延多日，如前往石楼，更要耗费不少时日，为使国共双方迅速磋商大针，宜由中共对南京当局的意向作一答复，由他急回南京、上海复命。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遂于3月4日中午12时，以“张、毛、彭”三人署名复电“博古转周继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点意见：“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最后表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董健吾第二天即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返南京。

    张、毛、彭的电文，在国共两党联系中断了十年、开始在国内重新直接接触之际，提出了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基本条件。电文中未提“反蒋”而强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一次向蒋介石和南京当局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反蒋”的方针不是不可变动的。

    晋西会议调整对蒋策略

    3月中旬，张子华随博古来到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一起，听取了张子华关于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触的情况汇报，了解到陈立夫、宋子文寻找共产党中央希望举行秘密谈判的具体情况，获悉国民党上层人物孙科、于右任、冯玉祥、胡汉民以及陈立夫等亲英美派有联共联俄一致抗日的意向。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处长王世英也来到这里。王世英向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北方局同南京方面接触的情况。1936年1月，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