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洛王组成中央队三人团

    1934年10月10日晚，张闻天（当时通用名洛甫）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作战略转移。

    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更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那么长的路。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最初的目标是到达湘西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故尔一开始都把这次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称为“西征”。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博古同意毛、张的意见，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就这样，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他们随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行动。这个纵队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供给部、卫生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等组成。

    长征出发时，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发展。

    1932年冬，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实际工作中，以“博洛矛盾”（即中央两位主要领导人博古和洛甫的矛盾）的加深为标志，中央“左”倾领导集体已经出现裂痕，开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发展为标志，受“左”倾领导集团打击、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正确，毛和洛已经在同“左”倾错误的矛盾、斗争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战友的情谊。

    “博洛矛盾”加深

    1932年秋冬，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这一艰难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同犯“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发展、加深的过程。所谓“博洛矛盾”，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完全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标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两人关系可以说是亲密团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物，反对“左”倾的一面开始滋长。而博古却没有及时觉醒过来。

    既然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