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然而，博古却从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共产国际的“左”的固定公式出发来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说的。至于国民党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共同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的。张闻天则接受了淞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在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国民党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同博古大为不同。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围绕着对“共同抗日三条件”应怎样理解的问题，张闻天同博古进行了争论。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以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宣言”发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也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第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

    这是博洛之间的又一个分歧点。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此文先发表了第一、二两部分，载《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重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特点。博古认为，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博古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中论述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提出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显然同将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采取“系统限制”政策大相径庭。博古在随后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载《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此文发表第三部分后即中断。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博古强调：“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他认为，对于资本家，“不是‘妥协’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不点名地指责张闻天主张的“让步”、“妥协”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第三，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关于同十九路军的联合和怎样对待“福建事变”上。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坐镇庐山，调兵遣将，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执行临时中央“长电”196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拟定的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夏季军事计划的指示电。该电文很长，故被称为“长电”。此电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缺点在于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可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这样做束缚了主力，以致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