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名为科学史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却承担着整个科学史机构的筹备工作。他永远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工作者和一个目光如炬的战略家的形象。在“搭台唱戏”的时候，他认为机构不宜大，人员要精干。他非常反感人浮于事，反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人。在创办之初，想来科学史研究室不乏当时社会上名气很大的学者，但叶企孙不管他们来头多大，名声多响，坚持认真考察，绝不马虎。他因此挡驾了一个当红学者。一位从日本回国的学者想到研究室当翻译，叶先生坚持对其考试才录用。1957年1月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挂牌，所有人员加起来仅有8人，可谓精简干练，以一当十。他之所以严格把关，是因为他对科学史格外看重，修史立言，国之大事，既然是科学史，当是科学家的大事，它会对整个中国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慎之又慎。研究科学史对别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职业选择，但对叶企孙来说却是当事业看待。

    叶企孙少小就喜读史书典籍，尤爱钻研数工理类书籍，并能从中寻觅出丝丝缕缕的线索，以求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的早期数学论文《考证商功》和《中国算学史略》就是他深研这些古代典籍后的结果。对于古代物理方面的书籍，他更是烂熟于心，他到研究所之后给所里人员上课，所讲《墨经》、《考工记》、《梦溪笔谈》、《镜镜聆痴》，也是他早年的读书积累。在所有的科学史准备中，他最钟爱的方向是天文学史。他虽是大物理学家，但他认为中国古代并未形成物理学这门独立的科学，而文学却异常丰厚，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挖掘。他在天文学方面的兴趣和研究方法给了当时刚入道不久的年轻学者席泽宗以深刻影响，耳濡目染，席泽宗成了叶企孙不折不扣的入室弟子。后来席泽宗在古代遗留下的史料中，寻找到了有关太阳黑子的踪迹，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席泽宗是科学史领域唯一的中科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谈到与叶老在一起的日子，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席泽宗回答说是叶先生如何治史的思想——

    如何研究科学史？叶先生认为，把一个科学家作出的成就，说成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把同一个科学家的失败又说成是受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影响，这种简单的划分不解决任何问题，等于没有研究。科学史是一门科学，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过程，受着生产力水平、实验条件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必须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要说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完全是阻碍科学发展的，恐怕得读一读桑代克（t.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将其中所举例子一一驳倒，然后才能下结论。

    叶老主张，研究科学史知识面要广。他很赞成乔治·萨顿（g.sarton，1884-1956）。此人学过化学和结晶学，受过数学和物理学的严格训练，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内的14种语言。他为研究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以前的科学史，将所收集的背景材料，写成了一部书，取名为《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ory of science），共有三卷五册，其中包括不少中国科学成就。他在《研究科学史的四条指导思想》一文中，又把要注意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列为第三条，认为“直到14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时共同工作的。从16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并加以运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能领悟它”。（g.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公正科学家，我们却要把他当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说西方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