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阶级学者肆意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叶老觉得这种做法只能是无知和偏见。

    叶企孙对唯物史观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从来就认为一个物理科学家，特别是注重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和唯物论有着天然的关系。他还知道，若用唯物论观点指导科学史研究，必定会结出灿烂绚丽的学术之花，并且会顺风顺水皆大欢喜。但在中国漫长的社会里，科技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唯物论的推动。唯心论作为唯物论生长的必要条件，二者是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失去了任何一方，作为对立的一方就会枯萎和蜕变。唯物论和唯心论各有其认识与方法之用，用于揭示某种事物生成的秘密，完全可以互为条件解决无法自足的印证。特别是科学发明，它的生成因素很多，绝不可以生拉硬扯进唯物或唯心两分法的简单归类里，否则它会陷入反对一种倾向而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偏颇之中。在研究科学史中，如果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完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西方科学家全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就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简单化和片面化，都会影响我们接近历史真实，这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

    研究科学史首先要有科学态度。

    当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背景下，叶企孙的声音显得执拗而又清朗。生活水准可以下降，政治待遇可以不要，但涉及祖国科学史的书写大事，他还是会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1964年8月，北京举行科学讨论会。这是一次世界级的科学讨论会，许多国家都派出了代表团前来参加会议，叶企孙被排除在外。

    与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各国科学家，特别是见到日本代表团团长坂田昌一时，毛泽东握住日本客人的手说：“我看过你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同意你说的话，‘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毛泽东对科学的倚重和敏捷的思维立时活跃了现场气氛，也拉近了主客间的距离。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原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告诉大家说，毛主席早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等等。自然，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样也成了讨论会上的中心议题，并且由此衍生出科学范围以外的诸多话题。后来，这个原本相当学术的科学话题被政治所用，一些人甚至将这些争论看做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

    为了配合政治形势，一些原本埋头于专业的科学家不得已出来对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批判，在社会上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朱洪元先生就是一例。

    朱洪元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高能粒子物理领域取得多项重要成果，他与叶企孙的高足胡宁先生一起引领开辟了粒子内部结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其学术贡献受人嘉许。但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却于1965年7月3日在北京科学会堂的报告上对普朗克、瑞利·金斯、爱因斯坦等世界超一流物理大家冠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加以挞伐，并将全文在当年第九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一时引得学术界哗然。

    这时候沉默既久的叶企孙再次站了出来，以具真名真姓的果决，在1965年第四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了他在世的最后一篇文章，表现了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坦诚襟怀——

    几点意见

    一、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地分析，给予正确的评价，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一）最近朱洪元同志说，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量子的假设后，用了15年时间企图消除量子假设同经典理论间的矛盾，阻碍了科学的进展。这个说法可能有问题。普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