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领域，而且有很重要的实用意义。叶先生在最后申报时还征求了吴有训先生的意见。记得当我到叶先生家时，见到在座的吴先生（当时并不认识），叶先我将去苏联学习的方向，吴先生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方向很好，有发展前途，也是国家重点之一，并对我作了亲切的勉励。以后十多年学科发展证明了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也说明叶先生在为国家培养人才方面真正达到了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境地。（戴道生《回忆叶企孙老师对我的培养》，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13-214页）

    施汝为是中科院第一批当选院士。1957年后，他一直担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即使他退休后，仍是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如果说叶企孙是中国现代磁学的奠基人，那么施汝为就是第二代传人，也是后来中国磁学团队的主要核心。经过他的惨淡经营，也因老师的悉心辅佑，中国磁学研究队伍多年来一直保持完整的队形，并且一直保持着进取态势。队伍可谓老中青结合，年龄上互相承接，学术研究上环环相扣。他们冷静、团结、质朴、进取，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着相同的气质和风格，有着共同的愿望和理想，而这一切，都和叶企孙不无联系，他们身上都存留着他的遗传密码……

    叶企孙除了以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继续参与领导清华大学之外，在西南联大还以资深教授的身份出现在联大物理系的讲台上，为当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平添了几多光彩。他担任的课程是“电磁学”、“热学”、“物理学”、“微子论”等。

    此时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成功切断了日军的海上交通线。为了给远在东南亚的战场提供后勤保障，日本人开始集结重兵，向广西、云贵方向进攻，以建立通向东南亚的军事补给线。散布在南线的国民党军队没能阻止日军的疯狂进攻，随着缅甸、泰国的沦陷，昆明形势岌岌可危。

    西南联大不得不再次做好转移的准备。

    经研究决定，联大委派叶企孙亲赴四川勘察校址，一旦昆明陷落，联大便可直接迁入四川。

    叶企孙带着一干技术人员上路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勘察，终于在成渝之间找到了一处校址。细心认真的叶企孙还绘制了详细的地图给联大校务会汇报。会上，张伯苓满意地称赞叶企孙说：“企孙弟探址资料之细之实，乃出乎意料。”

    高尚的品德，切实的工作，使叶企孙在西南联大声誉日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