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中国有个风洞。”

    我感觉得出我的话她是不折不扣地全懂了，但她这样回答是多么聪明又得体，我是说我终于说服了蒋氏伉俪，中国空军的发展，不断地研究是迫不及待的……（《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85-186页）

    我们从冯·卡门的回忆里可以解读到南昌大风洞的投建实际上存在着变数，倘若清华大学没有请来外援，或者说没有冯·卡门的游说，“我同意中国有个风洞”这样的权威话语或许就不会出现，于是也就没有先后353万元的拨款，而后续的中国航空研究的长程展望也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促使冯·卡门先生来华的背后推动力是清华的科学家们。为了使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急功近利中走出，进入可长远发展的结构中去，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

    南昌大风洞是一个标志。它是当时的亚洲第一大风洞，是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建造这样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种学科和多个部门，同时也需要多种社会力量的凝聚，包括上层要人的倾力关注。在当时，除了清华大学之外，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影响力。

    从另一方面看，南昌大风洞也是对清华大学理工学科成果以及协作能力的综合检验。可以说，顾毓琇、庄前鼎是南昌大风洞的策划者，投建时，不仅有华敦德、冯桂连及张捷迁等专家和全体航空专业学生的参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也特派第九级学生戴振铎全程跟进配合，并在任之恭教授和助教张景廉指导下研制出测量风洞波动变化的仪器，写出了质量颇高的毕业论文。这种理工合作的优良传统从叶企孙与顾毓琇开始，一直传承下来。多年之后，顾毓琇欣闻王淦昌荣膺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回忆清华大学理学院和工学院成绩斐然，不禁向王淦昌致函感慨道：

    吾兄于1929年在清华毕业，时本人刚回浙江大学任教。1932年吾兄在柏林大学得博士学位，是年秋本人始返清华任教，清华拟办工学院，本人以北京（当时）条件甚差，觉得颇不容易，不知从北京迁赴昆明后，物理系人才突出（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周光召、朱光亚等），而工学院亦沾了物理、数学（陈省身、华罗庚等）的光，得以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清华工学院供给了国家许多建设人才，现在中央及各省市负责的人不少（如朱镕基、胡锦涛、吴邦国、黄菊等及许多省的省长）。（《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9页）

    实际上，顾毓琇还曾当过江泽民同志的老师。他在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在此期间在上海交大兼教电机和运算微积分课程。身为交大学生的江泽民选修了他的运算微积分。多年之后，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去美国访问期间，还专程去探望在美国定居的顾毓琇先生，重叙师生之情。此时的顾毓琇已逾耄耋之年，但他仍在科学领域不懈地追求着和探索着。

    有资料显示，在叶企孙任特种委员会主席期间，正是航空研究所大发展的时期。

    梅贻琦在总结航空研究所抗战期间的成果时写道：

    （一）完成设计直升飞机。

    （二）完成设计三层板机器。

    （三）利用国产材料设计制造模型。

    （四）试验直升飞机控制模型。

    （五）制造三层板机器。

    （六）研制牛胳胶及豆类胶。

    （七）研究紫胶。

    （八）研究风洞扰乱表度。

    （九）完成自制弹性力学设备。

    （十）完成建设航空图书馆。

    （十一）嵩明气象台迁建于联大校址内。

    （十二）编辑航空书籍，完成（a）空气动力学，（b）飞机材料学，（c）航空材料学，（d）飞机模型制造，（e）理论气象学。（《中国科